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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克利夫顿·丹尼尔办公室里看到卡特利奇的照片，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安详的表情、明亮的黑眼睛和总是微笑着的圆脸以及两鬂斑白的梳理整洁的黑头发。相邻的范安达、伯査尔和詹姆斯的照片注明了日期，照片有褪色的痕迹。这些人的脸和衣着给人一种过去的感觉。但卡特利奇的照片却是明快的和当代的，描绘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有生气的人。他的确是这样的。在1966年的这个夏日，他仍在《纽约时报》，65岁了，与丹尼尔办公室里悬挂着的他的照片没有什么差别。丹尼尔的办公室直到1964年还是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丹尼尔搬进这个办公室后，改变了所有布置，根除了卡特利奇在他作为仁慈的老板期间给这个办公室带来的一切政治俱乐部气氛的痕迹。在前不久的下午，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之后，在后面的小房间里，卡特利奇和他在《纽约时报》的一些老朋友，一些像他一样，婚姻不太顺利的，或者不急于回家的人——围着一大桶冰块和一瓶威士忌坐在一起，谈论在《纽约时报》的生活。在这个小房间里做出了多少重要的决定，数不胜数，就像卡特利奇的性格一样，即便那些自以为了解他的人也是难以确定的。他们决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他从1951年到1964年作为主编期间他做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是在做出重大的决策，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做或由谁做。卡特利奇的手似乎无处不在，但从不留下他的指印。他是一个平稳的、躲在幕后的管理者。他转弯抹角，突然转折，从不劈头盖脸，决不做他不能摆脱的交易。他经常是走一步看一步，捕捉风向或者学习和倾听。他看起来经常是没有完成什么事情，但实际上又的确是做了。

他极少树敌。职员们大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温和地问候他们，知道他们的全名。有时他拿着一副望远镜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外，进行观察，把新闻编辑部里的每一个人都拉近，进行聚焦。正是卡特利奇首创了每天下午在他办公室里举行的4点钟新闻会议，这个举动把许多编辑都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尽管克利夫顿·丹尼尔成为主编后撤走了卡特利奇的大桌子，但新闻会议本身却依然是履行程序的一部分，但它现在是在丹尼尔选择的更光滑的桌子旁进行的。

随着克利夫顿的升迁，人们对卡特利奇的未来出现了一些怀疑。许多职员猜测，卡特利奇已被明升暗降踢上楼了，有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新头衔，一间豪华的新办公室，但毫无意义；但后来，随着下属编辑们观察到卡特利奇在每天下午的新闻会议上观察丹尼尔，感觉到了他的观察对丹尼尔的影响，这种印象就改变了，但他们不能确信。凡是涉及卡特利奇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