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桂芳口述

时 间：2004年1月16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太舟坞颐阳山水居周桂芳家

访谈者：定宜庄

[访谈者按]在前面刘子扬先生的口述中提到，通惠河自大通桥至通州之间设闸门五道，其中第四道叫花儿闸，周桂芳女士的祖上，就是从山东沿运河到花儿闸，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花儿闸的小金鱼，过去在京城中很是有名。不过从周女士的父亲一辈起，又离开花儿闸西迁，最终定居在海淀区西苑到颐和园之间那片水域，仍以养鱼捕鱼卖鱼为生，亦可知当时这一带有着何等样的自然生态环境。

周家大概是本书的访谈者中最贫穷的一家了。尤其是在日军侵占北京时期。这篇口述重点讲述的问题有三：一是她这种穷人家孩子为生活所做的挣扎；二是日军占领时期疫病流行的状况；三则是她以及她所在的西苑街道1949年以后的经历。而尤以第一个问题讲述得最为生动具体。

周女士称自己是“男性”，她是非分明，性格中有一种饱经磨砺之后的刚强和粗豪，即使她一再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给人的感觉也只是拿得起放得下，而不是消沉。这在本书所有女性的口述中独树一帜。总之，在我为北京女性所做的大量口述中，无论她们属于哪个民族，都以爽朗泼辣能干者居多，而鲜见温柔婉约者，这确实不是因为我专好这样的女性而有意挑选的，而是很可能反映出了北京女人的某种共性。

高淑瑞(右一)与周桂芳(中)(定宜庄摄于2005年)

1.从朝阳到西苑

周桂芳(以下简称周)：我是1936年生人。2月1号的生日，阳历。周岁六十七了。

定：您是什么时候住到西苑的？

周：我什么时候住西苑？我是这儿生这儿长。我跟您说，原来，我的爷爷奶奶是朝阳的。我父亲他们都是北京，都是朝阳生的，(我父亲)16岁到西苑。我父亲1969年死的，是78岁，现在活着多大岁数了？他们祖上是山东的，根儿是山东的。我们是汉族。

定：你们家老根儿是山东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的朝阳知道吗？

周：那我倒查不着了。我爷爷是打鱼那么过来的，就是很小的时候别人带过来的。过去不是有个什么道，就是拉河船知道吧？

定：不知道，您讲详细点。

周：水运道，运河啊，冬天要是冻冰，要运输不是得使人拉么，人拉，那叫河船。运输哪，运人哪，都是拉，拉纤似的，冬天那是。夏天就打鱼捞虾，到河床子捞螺蛳啊，捞鳝鱼啊，捞螃蟹啊，都是在运河，那会儿打鱼摸虾哪儿都去。我爷爷那会儿拉河船，从通县拉到建国门，往这拉过……

富强爸注194：这个我知道，就是拉纤，我也拉过。就这么一块板，底下两个沿儿，拴上绳。解放以后我还拉过烟草子。

周：反正您现在到朝阳，您要打听高碑店花儿闸，花儿闸找周家，卖鱼的、养鱼的，都是我们本家，姓周的都是我们本家。原来我父亲他们老哥儿们多呀，而且来的时候就是本家跟本家。因为那边都是坑啊，家家那会儿都是鱼坑，花儿闸嘛，花儿闸上边都是鱼坑，河西喽，河东喽。像我们没出五服的亲戚，西菜园子的，我们叫二爷，那会儿我父亲他们家就有二亩地，种庄稼干什么，不够就给他们打工去，扛活儿，就是给他们养金鱼去，都有棚啊，都是个人的，都是亲戚。都是那红金鱼啊，养啊，到时候就到北京卖金鱼。那会儿北京城卖金鱼的都是朝阳的，高碑店的。注195

定：都是养的小金鱼儿？

周：对，就是观赏的。那会儿的金鱼没现在的好看。就一个尾儿，很少有那个尾多的，最后发展起来龙井什么的，那会儿就是红金鱼。种类也不多，就是一种，黑的，红的。我父亲16岁就卖金鱼儿，到鼓楼啊，就“小啊小金鱼喂——”，吆喝那个。

卖小金鱼的

定：你们家还有2亩地？

周：对，还有3间土房。那是我爷爷那会儿。我爷爷他们是哥儿俩，我这个二爷，他没结婚。

定：多大没结婚？

周：岁数不小了，你想都有我了，我爷爷那会儿就没了，他(二爷)起码也有50多岁了。他有点斜眼儿，就是眼睛有点斜，叫老斜，我老听他们叫他老斜头，斜头。他也没什么专长，就能种庄稼，干累活儿。家里再穷，那谁跟呢？没有。我们那会儿也困难。我爷爷没了，我奶奶一天打柴火，你看这小叔子，又没地方住，又没吃的，也是。所以生活所迫，自个儿做工去吧，也是找出路。结果让日本(人)抓劳工抓走了，抓劳工嘛，那会儿不管你什么，是男的就抓呗。带到哪儿去就不知道了，据说掉到白灰池里烧死了，我听我父亲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