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坛根儿下的日月 王春茂、严秀芹口述（第4/8页）

后来解放以后，在天坛南边那块空场，开了一个物资交流会，那一个会就得到教训了，就说跟外省市订货，人家说王麻子刀剪好，跟你订多少多少，你拿不出来，小手工业都是一家一户的，出不来那么多呀，这就得走合作化，你看这就安上机器了，使那电动的锤，咣当咣当，他光坐那儿就行了，那大锤子一下一下，要用人锉，得锉多少个印儿呀。

这一趟街呀，由一巷往东，最不行的是再往北去，那一带明朝的时候就叫六铺，它那儿都是一铺一铺的，沙子市，山涧口，大坑小坑臭坑，都是什么呀，都是鸡毛店，就是那小店，尽是那要饭的多，尽是要饭的，或者是做什么的。什么抽白面儿的，多啦，破被卧。屋子破着呢。就为的是到那儿打通宵。

定：那小店里住的都是旅客呀还是什么？

王：什么旅客呀，就是我说的这些人，每天都住那地方。实在没钱了就待在街上，在哪儿躺到哪儿了，就倒卧了。

定：那都是因为抽白面儿是吧？

王：多数倒卧是那样。他连抽连瘾嘛。死了就扣个筐。

严：光着脊梁，脱下棉袄来，就在外头太阳地底下就拿开虱子了。到处找，挤，这一天他不干别的光找虱子，知道虱子吗？明天一清早起来上那儿赶那顿粥去。

定：你们这一带还不至于到那份儿上？

王：这边都是买卖市。都是小手工业。能过。他那些人可能想当初也都不是那样的，染上毒了，抽白面儿，没钱了，抽穷了，先偷家里，然后偷外头，抽去。多数是不要强的，要强你想办法你怎么样，到果子市递递垛也行啊，就是来了货，来了果子了，先得选，不是里头有坏的么，坏的搁这簸箩里，这好的搁里头，这叫递垛。完了剩下挑出来烂了的你拿着上马路边上卖去，这不就是钱哪。

严：卖出钱来就归你自己了。

王：实在没钱你到早上菜市捡点菜叶你不是也能糊口吗。他们那些人，像那打粥啊有的恐怕还许不去呢，他有别的偷偷摸摸的。

定：那时候你们这边治安好吗？

王：我们这边治安没什么事。穷家破路谁也不想那个。说这个还是解放前的大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后来怎么着社会也是发展。

3.我做的这些工作，没出过什么差错

定：说说您自个儿吧。您后来怎么就上天坛了？

王：怎么说呀，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二哥呢，他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孩子多，好多孩子，就上那个甘肃了，不是垦荒，那会儿叫什么，注342回来又上了红星农场。我呢，也不行，也不好干别的，也不愿意离开，就还是卖水果什么的，也不是摆摊，就是卖。后来摊贩都得领牌照，我们家就给我领了个牌照，实际上是一家子，就写我一名儿，就在人民市场摆摊儿，成立一部分一部分的，有挑花市儿，布市儿，杂货市儿，还有什么肉市、葱市、估衣市，卖旧衣裳的。我那时候就在估衣市。那就有规律了，都有定价，不许还价，也不打价，那会儿还讲诚信，不许骗人，环境也不错。

从打1951年吧，镇压反革命，就选我当治保委员，结果呢，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学习呀开会呀，整天就忙这个，摊也不行了。后来那边有一个大院儿，破案的什么，找过去的什么罪证吧，挖地找罪证嘛，别人还不能去呀，还得是派出所看你可靠。找上不少人呢，在那儿挖。挖一宿呢，给5毛钱……也不光是为那5毛钱。那会儿显然生活上就特紧张了。

后来天坛招临时工，找生活紧张的那些人，我说我也去。还让我带了六七个人吧。修大坛墙，整个那一圈儿，那会儿大坛墙都多年了，老往下塌，接不远儿塌一块，接不远儿又塌一块儿。我们30多人，最后就剩了我和姓周的我们俩人。别人都不干了。

严：累呀，那一块城砖这么老厚，这么长，来回搬它。真够呛。

王：搬那大城砖，那老坛墙啊，就跟城墙的构造似的，顶子都是瓦，还有脊，两边是城砖，当间儿暄的是土。一捅就连土带瓦什么的，全都捅下来，乱七八糟还得清，清理完了，再砌。那会儿光靠我们还不行，还得建筑公司啊，从外边借来的。我就当小工，过去叫壮工，就干那个，干了一个月吧，我们俩就都转正了。

定：别人就都不干了？

王：别人就没戏了。我连干活还带给人记工，量量活呀，用小黑板儿写几个工，写写总结，也搞这个。可是实际上还是壮工，不干活不行啊。一般的是晚上回去弄。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反正领导越信任越得认真干，别出岔儿。

我在工程6年，然后到文化票。那会儿净搞什么游园晚会啊，舞会啊，剧场演戏呀，就在神乐署，大殿里的，院里的，搞两场舞会。院子里头都墁上水磨石了呢，墁上水磨石就里外跳。乐队是两伙儿，跟陶然亭倒着，一伙儿中乐，一伙儿西乐，在平台上奏乐。这一个礼拜在这儿，一个礼拜在那儿，来回那么倒。其实陶然亭那个也归我们管。活动越搞得多，卖票的压力越大，在棚里边卖票，老排大队，特别是夏天搁电扇都不行，都热，(别的部门)跟卖票的都有矛盾，老提意见。后来成立文化票务班，我当班长，把票务班也归我，(让其他部门)能劳动的话就去义务劳动，帮忙呀什么的，那时候经常是什么都讲义务劳动。这样就解决这个矛盾了。后来把巡查也并在我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