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变迁（第5/15页）

再来看《汉书》卷二《惠帝纪》汉惠帝诏（前195年）：

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

……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

这份诏书，距离吕后二年（前186年）不过九年而已。在第一段诏文中出现了二千石、六百石、五百石、二百石诸秩，二千石就是诸秩中的最高一秩，在二千石之上看不到“中二千石”。第二段诏文在向“故吏”授予“家唯给军赋”的待遇时，最高的受惠者是“佩二千石官印者”。若存在更高秩级的“佩中二千石官印者”，汉惠帝怎么会漏掉呢？顺便说，《秩律》二千石诸官中所列车骑尉、备塞都尉、郡尉和卫将军，应即惠帝诏中“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的那些将军、都尉。可见惠帝诏中的官制细节也与《秩律》相合。

汉惠帝只向二千石赐钱，不及中二千石。后来的赐爵赐金之事就不同了，明标“中二千石”。举例如下：

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汉书》卷六《武帝纪》）

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汉书》卷七《昭帝纪》）

汉昭帝始元五年：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汉书》卷七《昭帝纪》）

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汉书》卷七《昭帝纪》）

在出现“中二千石”这个秩级后，行赏赐爵时便都以“中二千石”为始了，漏了谁也不能漏了他们。反过来说，汉惠帝不赐中二千石，因为那时候还没这个秩级呢。

《秩律》还没有“中二千石”，这一点还可以通过长官的副手“丞”来判断。紧接着二千石诸官之后，《秩律》随后有如下内容：

（二千石诸官，略）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

▌君，长信▌卿，▌傅，长信谒者令，▌大仆，秩各千石。

栎阳、长安、频阳、临晋、成都、▌雒、雒阳、鄷、云中、▌▌▌▌▌、新丰、槐里、雎、好畤、沛、合阳，郎中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长史、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第43-44页第443—444简，第193页释文）

上面的引述，主要是为了“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但把御史长史以下也列在上面，是为了显示《秩律》的秩级排列大致由高而降，同时兼顾官职类别。《汉书·百官公卿表》：“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而《秩律》中最高的“丞”就是六百石，却看不到“中二千石丞若干石”的记载。由于《秩律》中“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的位置并不紧接其二千石长官之后，那么，若《秩律》有中二千石长官，则其丞秩级也不会紧接其后。按《秩律》排列规律，它应出现在二千石诸官之后、“二千石▌丞六百石”之前；然而那一部分看不到中二千石之丞，整个《秩律》都看不到中二千石之丞，这只因为当时还没中二千石呢，遑论其丞了。

还有，《秩律》所列诸卿中没有“宗正”一官，这也值得注意。汉高祖七年二月“置宗正以序九族”，诸侯国也有宗正(12)。又查《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可见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罢宗正前，王国是有宗正的。可《秩律》中看不到宗正，那么要把今见《秩律》的二千石诸卿视为王国官的话，就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怎么当时众多王国全没宗正呢？太凑巧了吧？而依我见，把《秩律》二千石诸卿视为朝官的话，那现象就比较好解释了，比如当时朝廷的宗正有职无人，所以《秩律》不列；甚至可以猜测，那是吕后的刻意压抑宗室之举。这样说来，《秩律》二千石一级所列诸卿，反倒只能是朝官了；王国的官职设置比于中央，《秩律》中并不另列。（而且王国设官比之中央，并不包括所有官职，例如《秩律》所见车骑尉、备塞都尉、卫将军，就是王国所没有的。）

进而，就是为什么中大夫令、郎中令要特标“汉”字的问题了。前面我们已经判定，《秩律》所列诸卿都是朝官而非王国官，然而这跟两个“汉”字似有牴牾。不过这现象我们能解释。下面看《二年律令·津关令》中的4条令文，前两条涉及了中央的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和郎骑的买马问题，后两条涉及了鲁国的中大夫、谒者、郎中的买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