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6/24页）

不同职事承担者使用不同冠服，也就是“因职而冠”了。《续汉书·舆服志下》：“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谒高祖庙、世祖庙，门大夫从，冠两梁进贤；洗马冠高山。罢庙，侍御史任方奏请非乘从时，皆冠一梁，不宜以为常服。事下有司。尚书陈忠奏：‘门大夫职如谏大夫，洗马职如谒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旧也。方言可寝。’奏可。”任方认为，“非乘从时”即非陪同太子的时候，门大夫、洗马应戴一梁冠，这是从“分等”角度立论的；而陈忠所谓“皆服其服”，却是从“分类”着眼的。从职类上说，“门大夫职如谏大夫”，所以让门大夫戴进贤两梁冠；“洗马职如谒者”，所以让洗马戴高山冠；而且不管“乘从”与否，各种场合“皆服其服”。皇帝采纳了陈忠的意见，因为依秦汉观念，冠服更多地与职类相关，应依职类而定。

杂色人等各有其服，后世也是如此，甚至更严更繁了；但杂服在冠服体制中的分量，或说冠服主体部分的重心所在，各代却不相同。在《续汉书·舆服志》中，杂色人等的冠服，首先是作为“冠”之一种而与其余诸冠并列的，然后再叙其服，再叙服其冠服之事和服其冠服之人；而那些事、那些人，有些在后世看来是较为微末的。像服却非冠的宫殿门吏仆射，服樊哙冠的司马殿门大难卫士，即是。宫殿门吏仆射、司马殿门大难卫士从地位来说微不足道，没法跟大臣比；但他们的却非冠、樊哙冠作为冠之一种，堂而皇之地跟进贤冠、獬豸冠、高山冠等比肩并列了。又如巧士冠，仅4个宦官在郊天时服用，但因巧士冠也是王朝的冠之一种，所以就与大臣之冠列在一块了。后代典章就不同了，先叙人的类别，再叙其冠其服的类别；杂色人等的冠服，与品官分叙。帝国前期的“以冠为纲”叙述模式，既体现了古老的“重冠”观念，又较多顺应了冠本身的差异，即“自然差异”，所以在法典与史志中，有一种冠就列上一种冠；而后代典章则是“以人为本”的，冠服体制全面服从官僚等级，杂色人等之服不与品官并列。

若与前朝后代相比，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就是相对突出的“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其所提供的分类信息，多于分等信息；其分类色彩强于周朝及后世，但分等功能弱于周朝及后世。可以从战国秦汉间贵族传统的断裂、秦汉官僚政治重事不重人、其品位结构相对松散、一体化程度不高等方面，理解这些特点。

拿“秦始皇定冠服”和汉廷的冠服安排，去跟同期儒生所构拟的冠服礼制加以比较，能看出某种差异来。以冕服等级为例。《礼记·礼器》云：“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周礼》“六冕”制度更复杂，所用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等名，也算是汇聚了古今冕名，但另按章旒十二或九、七、五、三、一重新分等了。《礼记》、《周礼》都是“度爵而制服”的，依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爵级定等；都采用“级别分等”，即在同一套冕服上进而通过服饰元素章旈实现分等。

秦汉新冠服却不是“度爵而制服”的。秦始皇把列国王冠赐给近臣，系依职类而赐，不依爵级而赐；汉廷文官服进贤、武官用武弁，其余职类各有其服。就现有史料看，秦汉的新冠服体制，与二十等爵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刘邦虽规定了“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55)，但那是一个否定性指令，亦即，公乘以上可以戴刘氏冠，但不是必须戴刘氏冠；你觉得别的冠好看，但戴无妨。

秦始皇定冠服，依“职事分类”；儒生传礼制，重“级别分等”。在同一时间，帝王与儒者以不同思路规划冠服，泾渭分途。儒生是“周礼”的传承者，他们规划冠服时，把周朝贵族时代的等级礼制传承下来了。秦始皇却是贵族政治的终结者。纳六国冠服于一廷，显示“六王毕，四海一”，中央集权时代到来；依职类而不是依爵级赐王冠，暗示贵族等级制已成明日黄花。

周朝贵族与其传统服饰如冕服、玄冠、皮弁等，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一大批新式冠服在战国秦汉涌现；在这背后，就是一大批新兴人员和新兴职事的拔地而起。那些职事，对统治者来说至关重要不容马虎；而对那些人员的个人荣耀与服饰尊卑，统治者一时操心不多。好比黑心矿主雇了一群劳工，随他们穿什么好了，卖力干活就成；若手头贩来了一堆旧衣服，也是随意发、随便穿。秦汉皇帝似乎没有太强的迫切感，觉得必须去精细区分官场尊卑、确保官贵的荣耀体面，对不同职位做纵向大排队，并以繁密等级服饰体现之。只要各项职事都有人在干，皇帝就心满意足了；至于那些人的服饰各异，缺乏一元化的可比性，皇帝的脑袋里还没多想那个事情，用梁数大致把官员分为三大段落，就可以了。秦汉政治精神就是“以吏治天下”，其官阶用“职位分等”，给官僚的品位特权远不如前朝后世；汉代冠服体制之所以分类功能较强，分等功能较弱，就生发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