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3/24页）

西周春秋的制度还比较原始，礼服等级肯定也不像帝制时代那么井然有序(25)。战国以下的礼书作者，把礼服的纹样、色彩、质料和尺寸等等弄得过分整齐了，那未可尽信。不过首先，那种把礼服等级整齐化的努力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乃是早期中华文化的等级精神孕育出来的。进而就今所知的周朝冠服而言，人们毕竟能看到，其时服饰安排主要围绕“分等”而展开，由此强化“级别差异”；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外观相似的礼服上，通过是否戴冕，以及纹章、佩玉、服色等差异，来区分等级。而“职事差异”即特定的职事群体穿着特定服饰的做法呢？这方面的人为安排，史料所记就少得多了。那并不说明西周春秋冠服不存在“职事差异”，只能说，当时仍是一个职能分化简单，而身份分等非常严明的社会。冯尔康先生观察周代社会结构，得到了一个“简单而贫乏的社会群体”的印象(26)。那时候统治者对服饰之区分功能的关注，主要是分等。

从考古材料看，商周的冠与服，其实是形制各异、多姿多态的，其“自然差异”相当之大(27)。但“冠服体制”不完全是自然状态，而是一套人为规划和人为概念，是统治者如何安排和阐述冠服。在面对“自然差异”时，人们有意识地强化一些东西，同时略去了另一些东西。比如描述冠服吧，是用史学家的眼光尽力客观叙述各色冠服呢，还是站在社会生活支配者的立场来规划冠服呢？二者是不一样的。早期史料中所看到的更多是后者，考古所见繁多冠服在文献中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只看到少数有等级性的冠服。富裕的人穿得阔、饰物多，那也算一种自然差异吧；然若人为规定某等级的富人才准使用某服某物，甚至将之安排为数列形式，不准逾等僭用，那就是“冠服体制”了。若暂时排除了“自然”成分，而重点观察冠服上那些人为安排的痕迹，以及周人对冠服的阐述，那么他们最关心的东西，不是如何把不同职事及其承担者区分开来，而是如何把人的尊卑贵贱区分开来，让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得其所。正如《管子》所云：“度爵而制服”；或如《周礼》所云：“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28)打仗穿军服，祭祀穿祭服，朝廷穿礼服、丧礼穿丧服之类情况，当时当然有，但也不如等级差异那么引人注目。

据此我们判断，周代冠服的“自然分类”仍很浓重，同时冠服体制的重心落在了“级别分等”上，以分等为主。也就是说，可以从“自然分类”和“级别分等”两点，认识周朝冠服。究其原因，前一特点在于周朝还处历史早期，冠服的进化尚未远离“自然”状态，等级礼制还不如后代精密复杂；后一特点则在于周朝是一个贵族社会，身份凝固而等级严明。

三　秦汉冠服体制：自然分类与职事分类

周朝冠服的特点是以“自然分类”和“级别分等”为主，下面再看秦汉。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可以表述为以“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为主。所谓“特点”，是比较前朝后代而言的。

战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新鲜的服饰在各处不断涌现，异彩纷呈，展示了一个多元化时代的蓬勃活力。“战国以来，人自为礼，家自为俗，岂知古之司服有制哉！”(29)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标志着冠服运用上的“实用”精神，已冲破了贵族服饰的礼制传统。“首服中的冠突破了传统礼制的限制，出现了许多新的冠式，如獬豸冠、鸡冠、鹖冠、高山冠、远游冠、巨冠、高冠等。”(30)众多史料显示，战国服饰的变异性，君臣民众穿衣戴帽的随意性，都是相当之大的。一些新兴群体也拥有了特殊服装。例如殷朝留下来的某种服装，变成了“儒服”。那表明“士人”已从贵族等级体制中分化出来了，“儒服”是一种社会角色的标识，但不是一个政治等级的标识。用本书概念，“儒服”具有“职事分类”的意义。

秦汉统治者着手整饬冠服，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冠服体制逐渐成形了。《续汉书·舆服志》所叙东汉冠服，就是战国秦汉服制变迁的一个结集；下将《续汉书·舆服志》相关内容摘要于次：

长冠：又称斋冠、刘氏冠，祀宗庙诸祀则冠之。据说为刘邦早年所造所服，故为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行大射礼于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

皮弁：与委貌冠同制，以鹿皮为之。行大射礼于辟雍，执事者冠皮弁。

爵弁：一名冕。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

通天冠：乘舆所常服。深衣，有袍，随五时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