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一：“比秩”与“宦皇帝者”（第5/18页）

“宦于王”是一种很原始的制度，首先是以“依附”和“信托”为基础的，但同时也具有维系和强化王权的功能，所以颇有“发扬光大”的潜力。传统社会里面，贵族是普遍存在着的。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着眼于是单主统治、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区分出了一种名为“贵族政治”的政体(38)。然而不同社会的贵族政治又是有差别的。西欧中世纪的贵族属于军人阶层，以封臣制度和骑士制度为基础；而中国春秋时代，若干大贵族世卿世禄、操持国政，国君废立常出其手。前一情况中，国君与贵族相对而言是各守本分的；后一情况下，斗争却经常围绕国家政权和君权而展开。中国早期的贵族政治，蕴藏着走向专制集权的历史趋势，“宦于王”制度就是在这个趋势的支配下演化的。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在少年时代也有给领主做臣仆的经历(39)。也正是为此，他们有了机会跟心仪的贵妇发展浪漫的“骑士之爱”(40)。这种做骑士要先做臣仆的制度，不妨称为“宦于主”，“主”就是封建领主。那么“宦”的制度，还不只是中国才有。当然“宦于主”与“宦于王”还是有区别的。中国的“宦于王”制度，显然与专制集权配合得更为紧密，与选官制度也配合得更为紧密。贵族与君主的权势往往此消彼长，贵族强大了，君权就会相形见绌。“宦于王”的制度有利于王权，不利于贵族。所以在贵族政治瓦解后的战国秦汉，“宦皇帝”制度并未随贵族政治衰微而衰微下去，居然在一段时间中，继续发挥着余热。臣民对君王的人身依附，君王对臣民的人身支配，是专制政治的基础，但不是贵族政治的基础。什么是“专制”？“专制”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的统治形式”(41)。“宦于王”就是给君王做臣隶、做奴才。人近天子而尊，给君王做“臣隶”并非不能引以为荣的。在清朝，满官与侍卫对皇帝自称“奴才”(42)，汉人官僚是被征服者，只能称“臣”，还没资格享受称“奴才”的光荣呢。总之，我们是在“人身依附”和“强化王权”两方面，观察中国的“宦于王”与“宦皇帝”制度的。

本章第四节还将提到北魏的侍从、虎贲、羽林，辽朝的祗候郎君，元朝的怯薛，清朝的侍卫，它们与“宦于王”制度，都有类似之处。但周代士庶子制度，与这些制度，以及与战国以下的“宦于王”制度，还是存在若干差异的。承担侍从、侍卫，只是周朝士庶子制度的一个方面，它还与其时的文教制度紧密相关。就此而言，它比北方异族政权的类似制度，“文”的色彩浓厚得多。进一步说，战国的“宦于王”是为君主做侍从侍卫，具有强烈“私”的意味；但此前周代士庶子体制，还不是没有“公”的意义，即“公共管理”意义的。对这“文”与“公”两点，下面予以阐述。

首先看士庶子体制的“文”的方面。华夏族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部落子弟集中教育的制度了。到了周朝，就形成了国子学制度，士庶子由国学中的学官管理教育。学校又称“辟雍”、“泮宫”，三面环水，是个半封闭场所。周代金文，能看到辟雍、学宫、射庐、小学、大池的存在(43)。国子生要接受军事教育。刘师培云，周代国子学教干戚之舞，选拔人才用射礼，由军官司马负责，其时学校、礼乐、选举、进士，都有浓厚的军事色彩(44)；但同时国子生也接受文化教育，学习礼乐诗书，由礼官系统的大司乐、乐正、乐师等任教(45)。那么周代士庶子体制，也是周朝文教体制的一部分。“周礼”作为人文遗产，灿然可观，孔子赞其“郁郁乎文哉”；而作为国家学生的士庶子，乃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之一。贵族们赋诗断章，彬彬有礼，其文化教养，是早年做国子生时习得的。比较而言，北魏的侍从、虎贲、羽林，辽朝的祗候郎君，元朝的怯薛，清朝的侍卫，其“武”的色彩就浓厚多了。欧洲中世纪“宦于王”的骑士，其教育内容中“武”的分量也大得多，所以骑士们认为打仗“是一种乐趣，也是要求骑士去追求的一种荣誉”，“和平时期找不到乐趣可言”(46)。

再看士庶子体制的“公”的方面。对子弟实行集中管理，是很多民族的历史早期都有过的制度。例如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从七八岁就开始过集体生活，接受军事教育，直到30岁获得公民权为止(47)；雅典的教育制度虽较宽松，但学童的老师与学校仍由国家指定，个人无权选择(48)。士庶子制度具有一定“公共性”，并不完全是君王私属，其管理也是多头的。下将《周礼》中涉及士庶子、国子、诸子、群子的材料，摘引若干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