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一：“比秩”与“宦皇帝者”（第6/18页）

《天官·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按，“次舍”即下文士庶子的“八次八舍”。）

《天官·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职事。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裘，掌其诛赏。

《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又《保氏》：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春官·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又《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

《夏官·大司马》：大会同，则帅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设其饰器，分其财用，均其稍食。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数。

《夏官·都司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众庶、车马、兵甲之戒令。以国法掌其政学，以听国司马。

《夏官·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凡国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体。凡乐事，正舞位，授舞器。大丧，正群子之服位。会同、宾客，作群子从。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

我们来看，天官系统有宫伯掌“王宫士庶子”，掌其侍卫与徒役。这跟战国的“宦于王”很相似。但地官系统另有师氏和保氏掌管国子的教育，尤其是春官系统，更明确地显示了一个教育体制的存在，多种乐官承担着国子的教育及管理。夏官是个军政系统，在这部分，能看到士庶子的各种职任，如修城守城，披甲组军，参与祭祀，参与典礼等。《周礼》的春官部分，主要把他们称为“国子”，夏官部分则多称“士庶子”，但二者实是同一伙人。除了司士总管“群臣之版”、掌“卿、大夫、士庶子之数”外，王宫士庶子的“版”即名籍，由宫伯掌管；其余的士庶子，春官系统的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而夏官系统的诸子“掌国子之倅”，“倅”即“卒”，是编组服役的意思(49)。“司马弗正。凡国正，弗及”，“正”即“征”，即“征发”之义，国子不承担平民的兵役力役，是一个特殊人群。

《周礼》所记士庶子，即使不能完全看成史实，但必定是以历史上的类似制度为基础的。它非后人所能悬拟，其中包含众多历史真实。多头管理、多种职能的王朝士庶子体制，已有了一定的复杂性。以及一定的“公共性”，大于领主家族内部的士庶子制度，也大于宫廷内部的“宦于王”制度。因为，它也是一个贵族子弟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教育制度，除了“私”的方面，还有“公”的方面；除了“武”的方面，还有“文”的方面，构成了一个文化教育和礼乐传承系统。“宦于王”制度，只是士庶子体制的一个部分，一个侧面。

战国以降，“礼崩乐坏”。在列国史料中，已看不到多少国之子弟集体受教于国学、学习礼乐的迹象，“宦于王”制度却大行其道了。换言之，士庶子体制在战国衰微，变成了“宦于王”制度，其“武”和“私”方面凸显出来了。“私”是指“私于王”，而不是“私于家”。这是其时军国主义倾向和专制集权倾向所造成的。

三　汉代的“宦皇帝者”与“比秩”的扩张

战国之时，郎官、谒者、庶子、舍人构成了一支官僚候选人队伍，同时在政治上也颇为活跃。在刘邦的创业集团中，就有大量的郎、客、中涓、舍人、卒活动其中。那些名为客、中涓、舍人、卒者，曾引起了西嶋定生的特殊关注。由此他认为，刘邦的初期集团仍有“家长的家内奴隶制”的性质，并将之上升到“国家权力的核心结构形态”(50)。后来这个观点受到了批评，守屋美都雄认为，客、中涓、舍人、卒是在平等关系上与刘邦结合起来的，他们组成的是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而非生活集团。

确实，由于周朝政治传统的历史惯性，也由于“宦皇帝”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强化王权之功，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宦皇帝”诸官依然作为一个特殊职类，在汉代职官体系中存在着，并发挥着特殊作用。

王克奇先生把战国郎官的职能，概括为近侍左右、执兵宿卫和奉命出使三点(51)。不妨就此三点加以观察。首先看近侍左右。“宦皇帝者”的郎官有侍郎、黄门侍郎。顾名思义，“侍”即侍从之意。此外汉廷的侍中、给事中、常侍，也属于“宦皇帝者”，他们都是皇帝侍从。只不过汉代的侍中、给事中、常侍既有专职的，也有外廷官僚因“加官”而居其位的。又《秩律》中有“中大夫”，后来的诸大夫都是由“中大夫”繁殖出来的。中大夫之“中”并非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中”，而是“中官”之“中”、“中外”之“中”，即居于内廷的意思(52)。汉代大夫参与议政。郎官中还有一种“议郎”，也是以皇帝侍从而非朝官的身份，参与议政的。这就意味着，“宦皇帝者”虽非朝官，但在决策与行政上却发挥着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