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第5/13页）

魏晋时中正品高下构成了任官资格，但不涉薪俸。官品在魏晋时诞生时只有9级。北朝对九品官品进行析分，先是分正从品、再分上中下阶，这样官品就有了54阶；旋改正从上下30阶之制，加流外九品，共39级。隋唐承袭了北朝制度。明清官品，就只用正从18等，无上阶下阶了。就是说历代品级的疏密程度，是发生过变化的。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五要素”的角度去观察。从行政层级说，宰相、六部以下不过四五个层级；从官署和职位说，考虑到长官、副职和属员有别，设十多级一般也就够用了。汉代禄秩有十八九级，若不考虑“比秩”，也就十级上下。唐朝俸禄分18等，上下阶无别。若从薪俸要素说，官品设正从18等就够了；那么唐官品的30阶（合流外则为39阶）是干什么用的呢？显然是用来处理“资格”要素的。唐官品的阶之繁密，表明此期的官僚等级管理特别重“资”。明清官品只18等，则说明王朝对“资”的重视程度相对下降了。清朝的俸银俸米大致只依九品，除了正九品、从九品略有区别外，其余各品的俸额都不分正从，总计止10等而已，更为简化了。

又如南朝萧梁实行十八班制度，但九品官品不废。表面上看，十八班似乎只是九品官品的继续析分，班、品两套序列叠床架屋了。但实际不是那样。分析十八班中的官职就能看到，列在其中的主要是文武职事官与散官，却没有爵级、也没有军号，爵级和军号是另成序列的。再把十八班与九品官品加以比较，后者就把爵级和军号都涵盖在内了。这就告诉我们，十八班上配置的是资格，主要用于标示任官资格的高下。

“权责”是职位的核心构成。不含权责要素，却配置有薪俸、资格、特权及礼遇要素的官号，就是品位。成熟的品位是序列化的，有整齐的阶次。此外王朝还经常使用品位性官号。这种官号尚未序列化，或序列化程度不高。经常能看到一些官职，它们在形式上仍是职位，同时又有强烈的品位功能，例如维系身份和计算官资的功能。那类官职，我们称之为“品位性官职”。还有一些官号不大单独使用，主要用做加号，往往通过“兼”、“加”等形式授给职事官员。它们在形式上也不是职位，是为“品位性衔号”。二者合称“品位性官号”，其特殊作用，包括提供一个起家之位，一个升迁之阶，增添一分荣耀，使之享有一分俸禄，甚至只是给人一个朝廷名号，使之成为“官人”而已。

我们所说的“品位安排”，既包括“品位序列”，也包括“品位性官号”。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品位序列成序列，品位性官职和衔号则还处于零散不成序列的状态。“品位性官号”概念的建立，将大大拓宽传统官阶的研究范围。因为它们在各王朝被普遍使用，花样繁多，极大丰富了品位管理手段，堪称“中国特色”。

品位序列与品位性官号通常变动不居，其变动会呈现出一些规律性来。我们以“职阶转化律”、“品位趋滥律”和“品位价值变化律”三律，来描述那些较具规律性的现象。首先是“职阶转化律”。中国古代的很多品位序列与衔号，本来是职事官，因统治者将之用如品位，结果其“职事”含量下降，日益“品位化”或“阶官化”了，有时为此还要另设职事官以资弥补。秦汉二十等爵的爵称，很多来自军职，魏人刘劭即以军职来解释二十等爵称的来源。汉朝的将军是军职，而魏晋以下，将军号大批演变为军阶，军中另外形成了都督、军主、幢主、队主的军职体制(10)。唐朝勋官发源于西魏的府兵军职，如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及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子都督，因其越授越滥、有官号而无职事，最终演变为勋官序列，府兵系统中另用大将军、将军、鹰扬郎将、鹰扬副郎将、校尉、旅帅、队正等为军职。北宋初的“寄禄官”，使用唐代省部寺监的职事官称，那些职事官的原有职事另以“差遣”委寄。宋初的武阶，来自唐五代的内诸使职的阶官化。清朝的民世爵最初也是爵、职不分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世爵，然而仍经常称为“世职”。所以职事官的品位化，在中国古代是经常性现象。

其次是“品位趋滥律”。在中国古代，品位趋滥是经常性现象。品位趋滥的原因，在于品位授受的刚性：若官僚们消受某种品位的权益荣望已成习惯，要想取消它们就很困难，只能继续授下去，越授越滥。分配利益时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历史上的品位趋滥，有时会滥到惊人的地步。就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见，汉初的求盗、亭校长、发弩、狱史之类走卒胥吏，都拥有了大夫、大庶长的爵位。北魏后期，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东魏北齐的尚书令史，皆加将军之号。唐中后期，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论官品则与公卿齐班，论地位只在胥吏之下；州郡胥吏军班校伍，往往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