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第6/13页）

品位趋滥到一定程度，王朝就无力向庞大的位阶拥有者支付相应利益了。于是又有了“品位价值变化律”。它表示某一位阶的“含金量”变化。一般来说，在职事官刚刚发生品位化时，其“含金量”最高，因为职事官的全额待遇没变，但拥有者又是在品位意义上占有它的，这意味着他不必承担多少实际权责，却能消受它的全部好处。但那个官职用如品位的情况越来越多，其特殊荣耀就会因拥有者的增多而降低，“百花齐放”而非“一枝独秀”了。而且这时王朝将着手削减其待遇，使之变成虚衔空名，最后在无可再滥时将之废止。然则所谓“品位价值”，涉及了待遇厚薄、权责轻重和头衔多少（官号设置的多少和拥有者多少）等三个变量。一般说来，“品位价值”与待遇厚薄成正比，与实际职事的轻重和头衔数量成反比。汉代三公在西晋变成“八公”，则“公”的品位价值肯定是下降了。当然，品位价值还要结合多种情况具体判定。

观察历代官阶，能看到有些时代品位安排比较发达，有些时代则没那么发达。然而在做出评估之前，“发达”与“不发达”是指什么？这个要先弄清楚。这里提示如下两个评估指标：第一，品位待遇的优厚或微薄程度；第二，品位安排的复杂或简单程度。先说第一项。若某时代官员的品位待遇优厚，则可以说其时品位分等比较发达，若某时代官员的品位待遇微薄，待遇更多地附丽于职位，则可以说其时品位分等不够发达。再看第二项。一般说来，复杂的制度总比简单的制度的发展程度更高。所谓“复杂”至少包括两点：一是序列结构的复杂程度，例如位阶本身的繁密整齐，多种位阶的并存互补；二是运用规则的复杂程度，例如迁降、转改、回授等方面的复杂细密规定。

优厚的品位待遇，在政权比较粗糙原始的情况下，照样能够出现；但复杂的品位安排就不同了，它是精致化的管理手段，只能出现在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之下。品位的结构样式与运用规则的复杂程度，也就是官僚体制的复杂程度。那在政治体制尚很粗糙原始的情况下，是不会有的。在周王朝，以“世袭”和“采邑”为内容的爵级特权是非常优厚的，然而其时爵序却很简单，只是公、卿、大夫、士数级而已。构成对比的是唐宋，其时品、阶、勋、爵繁复多样，品位性官号琳琅满目。那是因为，唐宋官僚政治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周朝。当然，品位的复杂性并不总与官僚行政的发达程度成正比。明清官僚品位管理的复杂程度，比唐宋就有所下降；更不必说美国政府组织高度发达，然而却采用职位分等，没给文官提供多少品位保障了。

进而分析品位之时，还要考虑第三个指标：品位的开放与变动程度。它包括品位获得的开放或封闭程度，与品位占有的变动或稳定程度。由军功或考试获得的品位，可以认为是开放的，往往也是可变动的，即可晋升的。另一些品位则一旦拥有就不大变动了，如周朝的公侯伯子男爵，以及卿、大夫爵。其时卿大夫出自少数家族，往往世代执政。魏晋时的中正品还是有升降情况的，东晋南朝则“凡厥衣冠，莫非二品”，社会分层的凝固性，造成了中正品的封闭性与稳定性。

三　品位结构变迁的四线索

“品位—职位”的概念，为观察传统官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由此视角审视三千年的官阶变迁发展，可以看到变化的不止是级名、级差和待遇而已，官阶制的结构特性也有过重大变化。总的说来，我们能看到一个“五阶段”的历史进程：

1.周代：公卿大夫士爵级和命数，属品位分等；

2.秦汉：禄秩具有从属于职位的性格，有强烈职位分等意味；

3.魏晋南北朝：中正品、散官、军号，显示了这是一个“品位化”的时代；

4.唐宋：唐朝的文武阶官和宋朝的寄禄官，属品位分等；

5.明清：阶官制明显淡化，各种待遇向职位靠拢，又向职位分等有所偏转。

这是我几年前提出的论断(11)。时至今日，又可以做若干补充订正了。

较早对“官阶发展五阶段”的阐释，主要是从“官阶”入手的，所以对非官阶性质的品位序列的阐述不够充分。例如秦汉爵级和科举学历的意义，当时就未能充分发掘。现在我们不只是从官阶，而且是从“品位结构”视角看问题，就可以做两点修订了。第一，确认秦汉之“爵”在品位结构中的位置。先前因为“爵”不是官阶，所以只用“职位分等”来概括秦汉官阶的特点；但若着眼于品位结构，则“爵”不能置之度外，“职位分等”的概括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对汉朝品位结构，本书将提出一个“爵—秩体制”的新论断。第二，把科举时代的学历或学位，即生员、举人、进士、翰林之类，视为一种品位。学历决定官僚的任职资格，影响官员的分等分类，维系着一个作为官僚预备队的士人阶层，堪称帝制后期的主干性位阶。对历史前后期加以比较，才能充分展示秦汉品位结构的特殊性。秦汉用二十等军功爵安排身份，宋明清却用科举学历安排身份，相形之下，我们就看到了历史前后期品位结构的一个决定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