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第3/13页）

人员结构和名号管理的范围大于王朝职位结构的情况，不妨以下图显示之：

在上图中，“职位或职事官”对应的是职位结构；“品位性官职衔号”的拥有者也是官员，然而其官职衔号溢出职位结构了。进而“民间的朝廷名号拥有者”连官员都不是，但其名位也由朝廷人事部门颁授。

中国传统官阶制和现代文官等级制的差异，开始显露出来了。现代文官等级管理的重心在于“事”、在于职位，是一种“职位管理”的手段；相形之下，中国官阶除了用于管理职位，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身份管理”的手段。现代人事管理采用“为官择人”原则；而传统人事管理则经常“因人设官”，即，先有了一支“官人”的队伍，再考虑如何安排他们，让他们各得其所。因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这里的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不对称，“官”不等于“职”，“官”多于“职”；王朝统治者不仅是在管理职位，还是在管理身份。这是传统官阶区别于现代文官制的最大特点之一，从而也是传统官阶研究最引人入胜的课题之一。对这个课题，现代文官理论为我们提供的分析手段，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传统官阶面对的那些问题，在现代民主国家不成问题，所以学者也措意无多。

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得曾指出：“罗马、拜占庭和中国，各自都有双重的衔号制度。一种衔号确认其拥有者具有从属于某一特定阶级的一般标志，……另一类衔号则确认其拥有者的职能和官位”，统治者为了他的个人权力，将力图“创置新的衔号与官位，对世袭性称号和职能性官位加以区分。”(7)艾森斯塔得也看到了，不同位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有用于确认身份的，也有用来配置职能的。“职位管理手段”和“身份管理手段”的区分提示我们，在统治者规划品级位阶时，他至少将有两种考虑：“运作考虑”和“身份考虑”。

“运作考虑”着眼于行政运作和政治运作，可以说是以“事”为本的，即按政务需要来安排行政层级、官署等级和职位等级，其目的可以归纳为三：第一，标示职位的类别与统属，确认其间的指挥与协作关系；第二，标示各职位在行政或政治上的重要程度，把较重要的职位置于较高品级；第三，为人员的录用、酬报、激励和奖惩提供等级尺度。

“身份考虑”则以“人”为本，其目的也可归纳为三：第一，安排地位与身份，用官爵去适应或去调整社会等级秩序。第二，分配权势利益，在这时候，官爵是作为一种“权益”甚至“福利”而被授赐的，封官授爵是一种分配机制。如葛承雍先生的概括：“这套金字塔式的官僚等级权力结构，使得各级官吏享有与其官品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是社会财富的合法瓜分者。”(8)第三，维持政治效忠，比如通过特定衔号等级来维系“拥戴集团”，由此强化“效忠机制”。

就“运作考虑”而言，传统中国王朝与现代文官制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当然在职位结构上，传统行政组织与现代行政组织的差异也昭然可见。现代法制国家的行政部门只是三权分立下的一个子系统，而传统中国政府却是一个一元化体制，司法、立法与行政不分立；现代政府的复杂程度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传统政府则相对简单得多了，而且还存在着一些较原始的、或现代社会所没有的职类，例如皇帝侍从、后宫女官等等。

从“身份考虑”看，现代政府与传统王朝的差异就更大了：中国官阶是一种安排社会身份的手段，是一种分配权势利益的手段，是一种维系政治效忠的手段。那虽然也将体现于职位结构，例如为安排人员的特殊需要而设置职位；但主要发生在人员结构方面，是通过品位安排体现出来的。中国品位体制的繁复精巧，在前现代社会中少有匹敌。

在“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视角中，“国家”往往被视作一个施加政治调节的功能组织；然而换一个角度，中国国家也是一个身份组织、“生活组织”，即一群人赖以谋生牟利的组织，它的内部就是一个“社会”。除行政效率的最大化之外，安排身份的尊卑贵贱，也是国家的重要组织目标。进一步说，国家的外缘是弥散的，还与社会交织纠缠在一起，这从名号向民间颁授一点上，也能看得出来。那个所谓“国家”是一个“大共同体”——古人所谓“天下”——的一部分，是其核心、主干部分；由此看过去，“社会”反而成了国家的外围、枝叶和根基了。因而“国家”的生活结构与身份结构，与外部社会构成了连续体，王朝等级管理范围的普泛化即其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