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第3/4页）

但是那次战役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唯一一次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返回法国，想学一些高级的攻坚战术。可是他厌倦了军营生活。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有一笔小收入。他不打算结婚，也没有什么奢望，只想过宁静而快乐的生活，而且如愿以偿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荷兰做居所。不过这个国家充满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只要不公开攻击现存的政府和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况且，他从未学会他所移居的国家的语言（这种语言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并不困难），所以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没用的谈话，能够把全部时间（每天差不多20个小时）用来工作。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似乎过于枯燥。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对这种自我折磨的放逐生活很是满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其实距离真正的科学还很远很远，不首先铲平陈旧的错误和荒谬，普遍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这可不是小事一桩。不过笛卡尔很有耐性，到了30岁，他开始向我们奉献出了崭新的哲学体系。他深为自己的工作所激励，在最初的提纲里加进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工作中他不偏不倚，这使得天主教徒骂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骂他是无神论者。

这些喧闹传到他的耳朵里，也丝毫没有干扰他的工作。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了哲学，最后安详地在那里与世长辞。

在17世纪的人们中，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做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公元1680年是一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这等于宣称自己是既定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信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相提并论的下等人。这并没能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痴狂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像我们的祖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是没有人提的。在塔尔穆德和托拉赫也没有人问津笛卡尔主义，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经表明这种观念在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存在，结论就是必然的——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调查此案件，并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斯宾诺莎15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名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毅然放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父辈的宗教信仰。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在腰边佩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接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傲慢使他惊讶和愤怒，而且他也很自高自大，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样狭小的社会组织里，这种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孤傲的梦幻者，这些人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则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者。

结局是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亵渎神圣的小册子的作者。这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产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得到澄清，控告随后撤销了。于是犹太教会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叛者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道。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使他回到犹太群体。但是他要首先公开认罪，任教区全部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重新入会。这种羞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这次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被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玷污的时候，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悄悄地遮掩此事。他们找斯宾诺莎谈话，只要他答应听话，继续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固定的年金。

斯宾诺莎可是个不肯妥协的人，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不给人一点儿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谩骂的字眼。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自若地坐在房间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终结掉他的生命时，他也拒绝离开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