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第4/4页）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显然乞灵于约书亚和伊莱沙，在短短的几年里却仍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气急败坏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求和市长会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颇受人尊崇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容忍这种人。

那些大人们有个好习惯，对整个事情都不插手，而是推给基督教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处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有害于城市法令的事，便如实向市政府的官员们作了报告。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如此团结一致是好事，便向市长建议，请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青年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平静无波，就像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打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随着自己的兴致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他一直没有结婚。曾有传言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恋情，可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那孩子才10岁，所以这个传言似乎不是事实。

他有几个好朋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给他一些资助，使他能用全部时间致力于研究。他回答说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情愿独立，除了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80块钱的接济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过着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清贫生活。

他曾经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但他委婉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当他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也最终回绝了，继续过着平静而愉悦的流亡日子。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迁到海牙。他的身体一向欠佳，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微末损伤了他的肺脏。

公元1677年，他孤独而急促地离开了人世。

使当地教士非常愤怒的是，不下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他的墓地。两个世纪之后，当纪念他的雕像揭幕的时候，倒霉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动去保护参加这个庄严仪式的人，使他们不被成群的狂热加尔文教徒的怒火伤害。

这就是斯宾诺莎，他有什么影响呢？他难道只是把没完没了的理论塞进一堆一堆的书里，说出的言辞能把奥马尔·卡雅姆气得脸色发青的勤奋的哲学家吗？

不，他不是。

他取得的成绩，绝不是依靠发挥才智或凭借巧言善辩得以正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斯宾诺莎之所以伟大，主要靠他的勇气。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只知道一条法则，它是在早已被遗忘的遥远的黑暗年代里定下的不可更改的死规矩，这些规矩是为那些自认为能够解释圣理的职业教士阶层创立的精神专制体系。

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知识自由的思想与政治上的无政府几乎是同义词。

他知道他的逻辑体系既会得罪犹太人，也会得罪非犹太人。

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把所有问题都看成普遍问题，无一例外地视其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意志的体现，相信这些问题是纯现实的表现，它将适用于最后审判日，就像适用于创世纪那样。

这样，他为人类的宽容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斯宾诺莎像前面的笛卡尔一样，摈弃了旧宗教设下的狭窄界线，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勇敢地构建起自己崭新的思想体系。

如此一来，他恢复了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以来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作为真正的世界一员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