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布鲁诺

据说(而且很有根据)这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鲜有人光临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灯光,望着数米长的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约1.3平方千米的领土(以大约3万人的丧生为代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们却在一些有聪明头脑的下士的鼓动和帮助下,从事着所谓的“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防线的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战斗与此类似。

没有投入数十万兵力的前线交战。

没有为对方的炮兵提供顺手靶子的绝望冲锋。

我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打听那天早上烧死了谁,第二天下午谁又会被绞死。然后他们或许会发现,有几个置生死不顾的亡命徒还在继续为几项自由原则(这几项自由原则是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内心不赞成的)而战斗。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消息只会使人们轻叹惋惜罢了。不过,要是自己的叔父遭遇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会悲痛欲绝。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功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或者马力的概念表示。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学生,会认真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通过耐心地搜集所有充满感情的话语,诸如“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那些不赞同公认的教理的人”,写出以《乔达诺·布鲁诺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文。

但是,不再研究那些致命课题的人,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应该有所不同。

我们在最后的分析中说过,有一批虔诚的人士,他们不仅对当时的宗教狂热非常震惊,也对人们头上的枷锁很是震惊,各国百姓不得不在枷锁下生活。于是他们揭竿而起。这些人都是贫寒之人,除了背上的披风以外,别无长物,甚至常常连睡觉的地方都得不到保证。不过呢,他们胸中燃烧着圣火,他们到处奔走,演讲、写作,把学术精湛的学府里的博学教授拖进高深的争论之中。在普通的乡间酒馆里与朴实的乡巴佬进行辩论,并且一如既往地向他人宣讲要善意、理解和仁爱地待人。他们带着书籍和小册子,穿着破烂的衣服,四处穿梭,最后,或者患肺炎在波美拉尼亚的某个处于穷乡僻壤的小村里悲惨地死去,或者被苏格兰村舍里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处死,或者在法国外省的大道上被车轮碾死。

如果我提到乔达诺·布鲁诺(1549—1600年)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中唯一的一个。不过他的生活、他的理念、他为自己认为正确合意的东西所产生的永不停息的热情,在所有先驱者中的确是典型,足可以被奉为楷模。

布鲁诺的父母都是穷苦人。小时候,布鲁诺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天分,只是按照一般惯例,读完通常的课程便来到一家修道院。后来也成为一名多明我会(1)的教徒。不过,他与这伙人格格不入。因为多明我会教徒热情支持所有的迫害,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们都很机警。异教徒根本不需要把观点写出来以让追踪的密探嗅出气息。一个简单的眼神,一个手势,一次耸肩膀,就常常足以泄露一个人的异教徒身份,由此他也就被带进宗教法庭。

布鲁诺成长在对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顺从环境中,他是怎样成为叛逆、丢弃《圣经》而捧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有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多明我会驱逐了出去,成为大地上的一名流浪者。

他穿越过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罗纳河和阿尔弗河交汇处建起的强大堡垒里找到美好的自由啊!

布鲁诺去日内瓦的路上

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们发现这里和那里总有那么一个内在的精灵迷惑着人们的内心,改变一个教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变更了人们的心灵与头脑。

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足3个月。城里挤满了来自意大利的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一套新衣服,还为他找了个做校对的工作。到了晚上,他就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图书,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德·拉·拉梅也相信,中世纪教科书所宣扬的暴政不粉碎,世界便不能进步。布鲁诺并没有像自己的著名法国老师走得那样远。他不相信希腊人教诲的一切都是谬误。但是,16世纪的人为什么还要受早在基督出生前4个世纪就写下的词句的束缚呢?是啊,到底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