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历史中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能弄清楚过。其中之一便是过去年代中一些艺术家和文人的工作量。

现在，从事写作一行的人们有打字机、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每天可以写出三四千字。可是，莎士比亚有10多种工作分散他的精力，还有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婆，鹅毛笔也不好用，他怎么能写出37个剧本呢？

再有，“无敌舰队”的老兵洛浦·德·维加一生都忙忙碌碌，他从哪儿弄来所需的墨水和纸张，写下1800部喜剧和500篇文章的呢？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小房子里有20个孩子吵吵闹闹，而他居然有时间谱写出5出清唱剧、190首教堂大合唱、3首婚礼大合唱、12支圣歌、6支庄严的弥撒曲、3支小提琴协奏曲（仅一部双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载史册了）、7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3支双钢琴协奏曲、2支三钢琴协奏曲、30首管弦乐谱，还为长笛、竖琴、风琴、低音提琴、法国圆号写了曲谱，足够让普通学生练一辈子的。

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这样的画家要怎样勤奋用功，才能在30年中几乎每个月都创作4幅油画或4幅蚀刻画呢？像地位不高的平民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是如何在一生中制作出540把小提琴、50把大提琴和12把中提琴的呢？

我现在不是在讨论他们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那么多的情节，听出那么多的旋律，看出各式各样的颜色和线条的组合，选择出那么多的木材。我只是奇怪他们的体力。他们是如何胜任的呢？难道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也不抽出几小时打打台球吗？他们从不疲倦吗？他们听说过“神经”这个东西吗？

17世纪和18世纪到处都是这种人。他们无视健康法则，照样吃喝那些有害身体健康的东西，根本不知道作为光荣人类的一员所肩负的崇高使命，但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的艺术与才智成果实在是令人惊叹。

艺术和科学的情形也出现在繁琐且需要仔细推敲的神学上。

如果你在200年前，走进任何一座图书馆，就会发现从地下室到顶楼上摆满了8开本、12开本和18开本的宗教小册子、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用皮革、羊皮纸和纸张装帧，上面附有尘土，早已被人遗忘了。不过这些书都包含着广博的或许又无用的学识。

在现代人看来，这些书籍谈论的题目和采用的诸多字词已经失却了意义。可是这些发了霉的汇编却有着重要的目的。就算是它们一无是处，至少还是清洁了空气，因为它们或者解决了讨论的问题，使相关人士普遍满意，或者使读者相信那些问题并不是逻辑推理和辩论所能确定的，倒不如随便扔在什么地方算了。

这听来仿佛是讽刺挖苦式的夸赞。不过我希望将来30世纪的批评家们在研读我们残留的文学和科学成就时，能够同样仁慈。

巴鲁克·德·斯宾诺莎是这一章的主角，他在数量上没有追随当时大写特写的风气。他的全集不过是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

但是，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所必需的大量学习，会拖住普通的健康人的后腿。这个可怜的结核病患者的早逝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因为他试图用乘法口诀表来理解上帝。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却没有受过住进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的时候，那里还是摩尔人的一个行省。西班牙征服此地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迫使国家陷入衰败之境。斯宾诺莎一家也被迫离开了旧家园，他们走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套房子，辛勤工作，积存了些钱财，没过多久，就成为“葡萄牙移民区”中最受尊敬的人家之一。

如果说这家的儿子斯宾诺莎意识到了他们的犹太血统，那么除去邻居小孩的嘲笑，更要归结于在塔尔穆德学校受到的训练。由于荷兰共和国充满了阶层偏见，无暇顾及种族偏见，因此外来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找到容身之地，过上平静而和谐的生活。这是荷兰生活的特色之一。现代的旅行者在撰写“游记”时，绝不会忘掉这一点，这是有充足原因的。

斯宾诺莎

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甚至到了相当晚的时候，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关系还是极不令人满意的。双方之间的争吵简直到了不可解决的程度，因为双方都各有正误，而且都声称自己是对方专横和偏见的受害者。这本书里已经说过，专横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按照这个理论，显而易见，只要忠诚于各自的宗教，基督徒和犹太人就会认为对方是敌人。首先双方都坚持自己信奉的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其他民族的其他上帝全是冒牌的。其次，双方是危险的商业对手。犹太人来到西欧，就像他们最初抵达巴勒斯坦一样，是寻觅新家园的移民。当时的工会即“行会”，不让他们找到职业，所以他们只好开个当铺和银行作为经济上的权宜之计。这两种行当在中世纪很相近，在人们眼里，体面的市民是不会投身到这些行业的。直到加尔文时期，教会一直对金钱（税收除外）深恶痛绝，而且把拿利息看成是一种罪孽，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当然，高利贷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容忍的。早在4000年以前，巴比伦人就曾通过一条严厉的法律，对付那些想从别人的钱中牟暴利的金钱交易者。我们从2000年前写下的《旧约》的好几章中，都可以读到，摩西曾经明确禁止追随者以高利息借给别人钱，不过借给外国人不在此列。后来，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内的伟大的希腊哲学家都表示，不赞同从别人的钱中生出钱来。教会神父对这种事情的态度越发地明确。在整个中世纪中，放债人一直被人看不起。但丁甚至在他笔下的地狱里为他的金融界朋友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壁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