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事物的新招牌（第5/7页）

自世界大战以来，历史上有很多有意思的误解，还流传甚广，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法国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与他们的条顿邻居形成对照），他们痛恨一切管辖。

其实，在几百年中，法国人一直处于官僚体制的统治之下，这个政权比战前的普鲁士政府还要错综复杂、缺乏效率。官员们还抽着一种劣质的香烟，不遵守上班时间，也不在乎衣领是否一尘不染，并且爱管闲事，招人反感，像东边那个共和国(4)的官员那样。奇怪的是公众竟然以一种温和的态度接受他们的粗鲁作风，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喜欢反叛的民族。

从喜欢集权这方面来说，加尔文是个典型的法国人。他在某些细节上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而这正是拿破仑获得成功的秘诀。但是他又不同于那位伟大的皇帝，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他只是一个严肃得可怕的人，胃口很差，而且缺乏幽默感。

他搜遍《旧约》，想要发现自己心目中的救世主。然后让日内瓦人把他对这段犹太历史的解释，当成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几乎是一夜之间，隆河上的这座快乐的城市，变成了可怜的罪人云集之地。一个由6名牧师、12位老者组成的公民宗教裁判所，夜以继日地监视着人们的私下观点。谁被怀疑有“异端邪说”倾向，就会被传讯到教会法官面前，检查他所有的教义观点，还要他解释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及以什么方式得到那些将他引入歧途的书的。如果被告有悔改之意，强制到主日学校听课就可以免刑了；如果他执迷不悟，那就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不得在日内瓦共和国的辖区内现身。

但是，缺乏正统的情感并不是与宗教裁判所产生纠葛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镇上玩一下午滚木球，如果被人适时地检举，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玩笑之语，不论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恶劣的行为，在婚礼上开玩笑则完全可能被判刑入狱。

就这样，新天国里逐渐充满了法律、布告、条例、敕令，让人寸步难行。生活变得复杂不堪，大大失去了原有的风采。

跳舞不允许；唱歌不允许；打牌不允许；赌博当然更是不允许的；生日聚会不允许；乡间集市不允许；丝绸锦缎和其他代表外在浮华的东西都不允许；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有着正派观点的人。

“禁止”的标志可以抵挡罪孽，却无法强迫人去热爱美德，美德只能来自内心的领悟。因此日内瓦建起了最好的学校和一流的大学，并鼓励一切治学活动；还建立了相当有趣的集体生活形式，吸引了人们大量的剩余精力，使普通人忘掉了他们不得不忍受的艰苦和约束。如果完全不考虑人性的因素，加尔文的体制就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在近300年的历史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内容应该在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发展的书中讲述。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到底做了些什么。得到的结论是：新教的罗马一点儿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好。

我在前几页已经列举了当时一些减轻罪罚的情况，在那个发生了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5)以及许多荷兰城市被夷为平地的野蛮行径的世界里，有什么理由让其中的一方（这里指弱的一方）展现宽容的美德呢？那意味着坐以待毙！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开脱加尔文协助、教唆法庭杀害格鲁特和塞尔维特罪责的理由。

在格鲁特的那桩案子里，加尔文还可以找到借口说，格鲁特有很大的煽动市民骚乱的嫌疑，而且他属于一个试图推翻加尔文派的政党。但是塞尔维特，则根本不可能对日内瓦的社会安全构成什么威胁。

按照现代护照的规则，他只是一个“过境者”，只要再过上24小时，他就要离境了。但是他误了船，结果便送了命。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米格尔·塞尔维特是西班牙人，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证人（在当时的欧洲这是个具有一半法律地位的职务，并非那种使用盖章机证明你的签字便要索求银两的年轻人）。米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他被送到法国南部一个名为图卢兹的城市，因为在那个幸福的年代，所有课程都是用拉丁语讲授的，学业是国际化的，只要你掌握了5个词尾变化和几十个不规则动词，智慧的世界就向你敞开了大门。

在这所法国大学里，塞尔维特结识了一个名叫胡安·德·昆塔纳的人，昆塔纳不久之后成了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神父。

在中世纪，皇帝加冕礼很像现代的国际展览会。公元1530年查理在博洛尼亚加冕时，昆塔纳把米格尔带去以秘书的身份出席。这个聪明的西班牙青年在那里大开眼界。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有着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此后，他涉猎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医生。在钻研神学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并把它写进了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的第15章。审查他的著作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他作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这表明16世纪神学思想的狭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