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事物的新招牌（第3/7页）

不过，他钻研罗马法典的那些岁月，为他日后的活动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他决不会凭感情研究问题了；他体察万物，而且感受深刻。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的信件吧，这些追随者落入天主教徒之手，并且被判处用文火慢慢烧死。在无助的痛苦之中，他们把这些信件视为人世间最精美的东西。信中表现出对人类心理细致入微的理解，堪称优雅的传世之作。这些可怜的受难者一直到死都在心中默念着一个人的姓名，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将他们引入危难。

不，加尔文并不像他的敌人说的那样，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对他而言，生活就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而且他竭尽全力地以真诚对待自己和上帝。对于任何一件事，他都必须先将其归结到一些基本的信仰原则和教义，然后才敢把它放在人类情感的试金石上去检验。

教皇庇护四世听到他的死讯时说道：“这个异端的力量在于，他视金钱如粪土。”如果这位教皇是在称赞他的敌人丝毫不顾一己私利，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从生到死始终是个穷人，而且拒绝接受最后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无法使他像从前那样挣到那笔钱了”。

但是他的力量表现在别的方面。

他只有一个念头，他终生都围绕着一个压倒一切的冲动：寻找《圣经》中所揭示的真正的上帝。当他终于得到一个似乎能够压倒一切反对与争辩的结论时，便把它纳入自己的生活准则。从那以后，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从不计较自己决定的后果，于是他成为了一个不可战胜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多年以后才彰显出来，在转变信仰的前10年，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全部精力解决谋生这个十分平庸的问题上。

“新学”在巴黎大学的短暂胜利，希腊语词尾的变化，希伯来语动词的不规则变化，都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反响。但是当作为学界名流的校长也受到了这种新日耳曼教义的毒害时，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将那些（套用现代医学术语）“思想携带者”从校园中清除出去。据说，加尔文曾把他的几次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演讲稿交给了校长，于是他的名字被排在嫌疑犯名单之首。他的房间受到搜查，论文被没收，逮捕令也已经向他发出。

他听到消息，藏匿在一位朋友的家中。

小小学院里的风浪自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但是在罗马教会里任职已经不可能了。

作出明确选择的时候到了。

公元1534年，加尔文与旧信仰决裂了。几乎就在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一伙同学正在庄严宣誓，不久之后这种宣誓被写进了耶稣会的纲领。

从那以后，他们俩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先向东而去，但是一想到第一次进攻圣地的不幸遭遇，便收住了脚步，转身去了罗马，开始做那些令他声名远扬（也许该用臭名昭著之类的什么词）的事情。

加尔文则不同。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一路漫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可以将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读书、沉思，心平气和地陈述他的思想。

他正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间爆发了战争，他只得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认识了法雷尔。法雷尔曾是法兰西宗教改革中迎接风暴的海燕，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监狱中逃出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这个人张开双臂欢迎加尔文，并告诉加尔文在小小的瑞士公国里也可以成就辉煌事业，请求他留下。加尔文考虑了一段时间，随后就留了下来。

就这样，一场战争决定了新的天国要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这真是个奇妙的世界。

哥伦布出发去寻找印度，结果却偶然撞上了新大陆。

而加尔文本想寻找一个安静之所，在潜心读书和圣洁沉思中度过余生，却走进一座三等的瑞士小城，将它变成了一个精神之都。不久之后，人们便把大部分天主教领域变成了庞大的新教帝国。

既然历史能满足多种目的，为什么大家还要读小说呢？

我不知道加尔文家的《圣经》有没有保存下来。如果它如今还在的话，《旧约·但以理书》第6章的那一页一定磨损得非常厉害。这位法国宗教改革家是一个谦逊的人，但时时要从那位忠心耿耿的上帝仆人的故事中寻找安慰。那人曾被抛入有饿狮盘踞的深沟，可是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不致不明不白地过早惨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一个令人起敬的小城，城中住着些令人尊敬的瑞士裁缝。他们一本正经地对待生活，但是还比不上这位新的宗教领袖，他像圣彼得一样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传教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