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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彼时她幸运的招工进厂,在七十年代末的知青返城潮中却成为不幸。 中央的政策开始允许知识青年返城,但有两条限制:一是已婚的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国家安排了工作的知青也不能回城。她已经在长机厂上班领工资,上海是无论如何回不去了。既然回不去,就只能在小城安家。蹉跎了如花年华后,二十七岁的穆兰最终嫁给丧偶的厂干部乔伟雄,次年生下儿子乔穆,从此儿子就是她的一切。

  作为大城市来的女人,穆兰对她的独生子有着非常严格的培养计划。她的计划在这个城乡结合部的长机一带,是极其超前的。这一带的父母们彼时根本就没有“培养孩子”的意识。计划生育虽然已经在执行了,但生于八十年代初期的独生子女还不多,大部分家庭都有两到三个孩子,多的五六个都有,没有时间精力更没有金钱去逐一培养。生下孩子后,只要保证不饿着不冻着他们就行了。而孩子们在上学前几乎都是放羊般地野生野长,随便他们怎么玩,不哭不闹不打架父母们就不会管。上学后开始会管一管学习,偶尔也盯着孩子做功课,考试不好就打上两巴掌,这就算是教育孩子了。

  像穆兰这样,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就开始让他学电子琴,每天要练琴,还要学生字,背古诗,如此悉心培养实在是长机地区独一份。

  穆兰并不是光顾着让儿子学习而不让儿子玩,家里还是买了不少玩具给他玩,她只是不准儿子下楼找厂家属区的孩子们玩。她嫌那些孩子们太脏太粗鲁,跟他们玩恐有沾染坏习惯的可能。而且他们说起话来满口乡音侉调,她可是从小就教儿子说标准的普通话,如果让他跟着他们一起玩难免会串了音沾上方言腔,这是她不乐意见到的。

  因为穆兰对儿子的悉心培养,所以造就了秦昭昭眼中那一个如此特别的乔穆。他迥异于厂家属区里所有的孩子,让她觉得他是那么那么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