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为航船喝彩！（第2/6页）

安吉拉说，如果要消除本世纪的一个发明，她将选择电视，甚至比原子弹都靠前。她也不全错。电视弱化了我们的注意力，钝化了情感，阻碍了交流，成了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的途径。然而，电视所呈现的再虚幻不过了，所有的事件和情绪都成了具体的景象，导致人们难以被感动，或是义愤填膺。电视抛出太多信息，留下无知的我们自己去辨别。它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帮助我们消磨时间。可是，它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你看得越多，就越明白我们的生活方式失去了意义。每个人都在拼命奔跑，但要跑到哪里呢？努力奔跑到底为了什么？很多人都赞同，在追逐物质的过程中，我们失掉了最原始的趣味。但谁又有勇气喊出：“停！我们一起换种生活方式吧。”如果有人这样做了，很多人会把他当成疯子，而这些人自己却倍感消沉。当迷失于森林或沙漠时，我们定会竭力自救，寻求出路。这种进步虽然能让我们更长寿、更富有、更健康、更漂亮，却与快乐背道而驰，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自救呢？

所以，抑郁成为常见的疾病一点也不奇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挺鼓舞人心的，因为人们内心深处仍渴望人性。

在拥挤喧闹的东京的最后五年，我感觉自己像中毒一样，并且只能自己疗伤。我关闭新闻社，把书和家具打包寄到泰国，刮了胡子，如朝圣者般去了趟富士山。在圣洁的山顶，我写完了关于日本躁动个性的最后一篇文章，之后便隐居到茨城的深山老林。整整一个月，我只能与我带去的狗（宝利）说话。我阅读几个小时，听风撩动树叶沙沙作响，观赏蝴蝶翩翩起舞，享受静谧时光。过去的岁月，我一直关注越南、柬埔寨、共产主义、日本威胁论、孩子的未来、家庭、朋友、世界。终于，我有了闲暇时光。大自然，奇妙的大自然接纳了我，让我重新振作。

回到欧洲，我去一位名医那儿看诊。“如果你不时地感到这个世界太压抑，吃一片这个。”他边说边给了我一些百忧解。自那时起，那盒药便一直伴随着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和我的护照、支票簿和驾照放在一起。我一直没打开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似乎成为一种护身符，恰如明师给的神油，或是新加坡萨满道士给的绿色纸条。我一点也没想过它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有用。

黑暗中，船继续向前突突地行驶着。我盯着夜空，贪婪地呼吸着夜晚新鲜的空气，感觉整个星空都在自己的心里。如果那被称为抑郁的潜伏着的怪物想现身，它将没有容身之处。为船喝彩！

临近午夜时分，我们的船经过新加坡。远眺之下，那座堪称完美、气候闷热的城市在地平线上成为一道模糊苍白的光影。

我是船上唯一的西方人，因此我的出现引起了其他乘客的注意，其中有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他发现我也会中文，便主动带我去向另一个中国人卖弄。那是个高瘦、外向的印尼青年。他凑过来，照惯例问道：“你来自哪里？”我很快反问：“请告诉我，你信明师的法术吗？”被如此一问，他尴尬得大笑起来，亚洲人经常这样。

片刻之后，他便跟我分享他的经历。在十五个兄弟姐妹中，他是老大，有五位已经因病（胃病、热症、哮喘）去世。突然有一天，家里的一大笔钱不见了。他父母怀疑是那个捡来的儿子兼仆人偷拿的。我的年轻朋友和他妈妈一起去明师那儿寻求帮助。明师在他们面前摆了一只碗（真像我小时候在佛罗伦萨的碗啊）。碗犹如一个电视屏幕，出现了一些画面。他们看见那个男孩进房间拿走了钱。他们与那个男孩对峙，他承认并归还了钱。

“有没有可能是你和你妈妈把你们的怀疑投射在碗里的水上？”我问他，“如果是一个陌生人拿的，你们还能在水中看到吗？人应该不能臆想一个陌生人吧。”他面露惊讶之色，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还没明白。

过了好久，我们的船才开始穿过马六甲海峡。这是我在吉隆坡时特别渴望看到的。但是，马六甲海峡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真正的海峡：放眼望去，目光所及只有一边海岸，大部分时间，两边的海岸都看不见，让你有种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错觉。

船上的第三餐起，我开始有些厌烦宗教上的包容：我们几乎每天都以寡淡无味的白菜土豆汤填饱肚子，配上一大盘白米饭以及一小块炸鱼。看来，所有印尼人都被要求信仰一种神，提倡尊重各类众神，一点也不利于船上的饮食。

我们准时到达苏门答腊岛东部的巴拉望[6]，船上的大喇叭又开始大声播放同样的忧郁曲子。码头边停靠着锈迹斑斑的船，船上飘荡着不知名的国旗，准备装运该岛臭名昭著的财富——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