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那加玫瑰

老实说，我从萨默赛特·毛姆的作品中从未感受到其他读者所体验到的情感。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虚假的英语作家，自己对亚洲一点也不感兴趣，书写亚洲的内容仅仅是为了给白人的故事增添些许异国背景。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重读了毛姆的《客厅里的绅士》。是偶然吗？当时，车在海龟酒店门口等着我，我抓住最后一点时间扫视周围能带到海上的读物。我的目光一下子落在中式圆桌上的这本书上。这本书是第一版，二十年前我曾在新加坡买过这个版本。它被曼谷的白蚁侵蚀过，这才重新装订好送回来。我把它塞进帆布包的最后一点角落便离开了。

我坐在船尾（是从曼谷开往柬埔寨的小货船）的一堆绳子上，打开书，心里生出无限感怀：有快乐，也夹杂着面对未解之谜的不安。我突然意识到，毛姆描述的航海与我当下的情形相差无几，也许1929年，他也曾在这样的一艘船上。

书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从查尔斯·兰姆的作品中从未感受到其他读者所体验到的情感。”他写他是怎样在临出发前找书，最后碰巧看到一本绿色封皮的书，随后他便在船上开始阅读……

今年对我来说真是荒诞的一年！生活重新变得如此辉煌，如此非同一般，惊喜连连。仅仅是因为巧合吗？

毛姆从仰光开始他的旅程，目的地是河内。我呢？我是从哪里开始的？又将去往何方？是谁拽着那条决定我命运的线呢？我总感觉有那么一个人存在。

人世的因果循环无穷无尽，无法解释清楚。一连串的“因”导致我上这艘船的“果”。抽丝剥茧也无法找出最初的“因”，这正是命运让人抓狂的一面，也是其精彩所在。

世间，总有一座圣路易斯雷大桥，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故事的人们恰巧都在吊桥断掉时聚到桥上，一起坠入深渊而亡。但每个人旅途的起点已不可追溯。

在我看来，凡是能想到的时刻都不能算作真正的起点——中国香港的占卜师、柬埔寨的死里逃生、老挝的决定，甚至是我的出生都不是。大概因为，当你顺着找下去，你会发现，并不存在真正的起点。

我把利奥波德叫了出来。他是我的老朋友，曾说过想一起来冒险。我们仨（毛姆现在已经成为强大的存在）一起庆祝眼前的一切，享受“那加玫瑰”号的静谧之景。

我去柬埔寨是为了参加联合国组织的选举，再一次，幸运之神站在了我这边。去柬埔寨的陆路难走且危险重重，与泰国的边境通道被政府关闭，而红色高棉决定抵制此次选举，也威胁着波贝与马德望之间的道路。外国人只能通过金边机场进入柬埔寨。

然而，一天，我注意到，在泰国报纸的一角写着有艘船会去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会停靠在曼谷装货。我打电话咨询得知，这艘船的所有者是一位年轻的美国人，没有什么经验。我邀请他来海龟酒店共进晚餐，并说服他捎上我。利奥波德兴奋地入伙了。

利奥波德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他出生在一个爱国的家庭，许多家人都为国（法国）捐躯，1968年，他去巴黎读法学，并参与了“变革”。“变革”的结果让他备受打击，之后，他便一直在路上：印度、尼泊尔、泰国，然后是中南半岛。1975年，我们在西贡城大陆酒店的花园相遇、相识，当时西贡已经被共产主义者占领。他总是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丝质衬衣，优雅得体。基于跟我们新闻工作者、商人和探险者一样的原因，他也没去越南。他醉心于观察生活，而在1975年，西贡是能满足此欲求的绝佳之地。之后，经过多年的晃荡徘徊，他想证明自己能做成一些事。于是，他去了曼谷。经过一系列机缘巧合，他开了一家珠宝工厂。他给珠宝店取了一个夸张的法语名字，那是他从巴黎电话黄页上随机找的。不过，他从中挣了一笔钱。

“但是，你不能一辈子做珠宝这类无用的东西。”他在我们相隔十五年后再次见面时说。他已经决定将工厂以合股的方式转给工人们，自己投身于其他事情。“赠予比售卖要好得多。”他说，“未来，要是我有需要，他们一定会提供帮助的。在亚洲，人情远比合同更有用。”

我们出发的时间一再推后，连续的雨天让白砂糖没法装船。最后，我们接到通知，让我们去曼谷昭披耶河对面的五号码头。

预约一艘船，就像跟一个只通过电话的女人约会。你满怀期待，心里勾勒出完美的形象，最后却总是大失所望。这艘“那加玫瑰”号跟我的想象出入甚大：它又小又旧，随意地用蓝白油漆重新粉刷；甲板肮脏不堪，满是烟头；马耳他旗帜被烟囱的烟熏黑；主桅杆与起吊机连接处已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