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

兵败如山倒。

输赢也看一个运势，一旦首战败北处于下风，就很难再有翻身的可能性。

从戊辰之战这个大环境来看，鸟羽伏见战败就没开个好头。而会津之战中，白河战也是首战。两次战役都是在有明显的兵力优势的前提下却惨遭溃败。

夺回曾经失掉的阵地也不是件容易事。因为这已经不单是兵力和气势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守城的正是攻下城的敌人，他们比谁都清楚守方的弱点。而夺回的那一方为了一口气，基本都会不遗余力地选择正面进攻。因此战争中通常都会选择舍弃一度失掉的城池。

然而我们却为夺回白河城损失了大批的兵力。可以说从那时候起会津的结局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输掉一场战役后，正确的做法是将战线后撤重新制定作战方针，而那时候的会津已经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

敌方的总大将是雷打不动的西乡隆盛，幕下的将士也都是萨摩人。虽说是诸藩联合，但却是一支高度集权管理的军队。

相对而言，肥后守大人手下却没有能够指挥全军的总大将。所谓藩政，就是凡事都由家老们商议决定，关系到战争的也不例外。再说了，那些来自奥州盟主仙台的援军和江户陷落后落魄的幕臣，哪里又会对会津唯命是从。

尽管如此，我们也努力过了。从五月初白河陷落到九月二十二日投降，战争持续了五个多月，可以说是奋战了吧。

其间新选组总是战在队伍的最前面。母成岭激战时，被后来的大山元帅带领的炮兵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猪苗代之战又败给了土佐的板垣退助，挣扎中还被背后赶来的西园寺公望、黑田清隆和山县有朋一干人指挥的大军夹击。简直就是高官大臣大贱卖。

即便是这样，也咬牙熬过了会津盆地闷热夏季的那五个月，我们真的尽力了。也就是在连连败战中，土方和我永别了。脚伤痊愈后，土方回到了战场，但新选组的队长依旧还是我。至于原因嘛……土方的威名在军中引起了轰动，所以他不得不指挥包括我们在内的更多的人。那人是带兵打仗的天才。事到如今搬出这些来也没什么意思，不过他真是相当擅长作战，并且还是无师自通的。那时候新选组已经只剩下四五十人了。他主张舍弃会津去仙台，而我则表示死也要死在会津。

在土方看来，这一场叛离是让他始料不及的吧。毕竟那次之前，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命令 ——一次也没有。正是那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对峙，成了我们今生的诀别。

我们各持各的理儿。分歧就出在新选组到底算是幕臣还是会津的家臣这上面。另外就是到此为止或是继续前行那种攸关生死时机的问题了。那可是个大难题啊。正因为是难题，队士们的意见也分成了两派。安富才辅和岛田魁选择追随土方，久米部正亲却说要和我一起留下来。队士们都各有各的打算。这样也挺好的不是嘛。其实从离开京都时起，我们就已经不是新选组了。新选组从文久年间的革命时期开始，担任的一直就是维护京都治安警察队的角色。既然职责已变，那充其量就只是个拥有同样名号的其他组织罢了。恐怕土方心里也抱着同样的想法吧。曾经是新选组队士的人，只要各自背负着诚字旗死去就行，不需要其他任何理由。

哎呀，又绕了一个大弯子。如果按照说书人的说法，斋藤一是在庆应四年九月四日，战死于会津如来堂的。

那在这儿的是谁？就算乖僻到无可救药，但死了的人总不能不去那个世界，反而在四十五年后还好好坐这儿晚酌吧。

九月四日的话，那就是城快陷落的时候了。城下已经落入敌方手中，我们只能死守着久攻难破的鹤之城。然而当时城外其实尚存不少己方的势力，他们还在各处坚持奋战。

身处战场之中的人很难看清战争的全貌。我也只是活下来以后，通过四处打听搜集情报，再试着去猜想当时是怎样的战况，事实上也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就连九月四日这个日子，说不定也是因为说书人都这么说我才会觉得应该是那天的。

在敌我难分的会津之战最后关头，别说日子，就连日夜都没了概念。在那个位于狭窄盆地的城下，三万大军从四面八方涌入，而我方也还有四五千的兵力，天昏地暗的混战中，哪里顾得上什么日夜时间。

城下以西有一条南北流向的叫大川的河，两岸星星点点地有一些村落。领地狭小的会津能成为十三万石的大藩，仰仗的正是这条河的恩惠。延绵一片的田地已经收割完毕，仿佛根本不知道战争来了。

河岸边的高久村有一处炮台，一大批友军在那里布好了阵势。因为那里是保护米泽街道和河运的要冲。而如来堂呢，是高久村再往南一点儿的小村落，村里一处被杉树丛包围的地方就是如来堂。高久村的兵力有一部分就配置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