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礼（第2/11页）

我们的独生女在五年前去世了。那年，她才十五岁。悲剧发生在她即将升上高中的那个三月。

那天发生的种种还历历在目，鲜明得好似摄像机拍摄的录像。我在脑海中回放这段记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三月初的星期三。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冷得仿佛随时都会下雪。

我们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太规律，所以上班时间比较晚。而铃音走到学校要十五分钟，平时都是她比我先出门。

但那天早上，铃音在洗脸台前磨蹭了好久，嘟囔着“头发的造型弄不好”。我心想，她留着座敷童子似的童花头，有什么好纠结的，怎么弄都没区别吧。

当然，她是在向母亲美绘子嘟囔，没我什么事。我跟铃音已经整整两天没说过话了，因为她在房间里听音乐的时候把音量调得太大，我说了她两句。就算没这回事，铃音平时也不爱搭理我，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也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疏远我这个父亲的——只希望十五岁的少女都是这样。

我早就收拾好了。见女儿迟迟不出来，我看着钟，故意用洗脸台那儿的铃音也能听到的音量问美绘子：

“还没弄完吗，再不走要迟到了。”

冷战那么多天，也该跟女儿和好了。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却喝着餐后茶消磨时间，正是为了跟铃音一起出门。从我家走到公交车站只需要两三分钟，但我还是想利用有限的时间跟女儿说上一两句话。

就在我放弃等待走向玄关，拿起鞋拔子的时候，铃音终于现身了。她跟其他初中女生一样，不穿大衣，也没穿连裤袜，一副要风度不要温度的架势，只在脖子上缠了一条格子花纹的围巾。那是我去年送她的圣诞礼物。

近两三年的经验让我深刻体会到“父亲送时髦的礼物给正值青春期的女儿”是多么危险。话虽如此，毛绒玩偶和玩具之类的东西已经讨不了她的欢心了。美绘子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她好像说过想要一条格子花纹的围巾。”而女儿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我就靠着这两条线索，逛了好几家店，老老实实听从年轻店员的意见，好不容易才选中了这条围巾。打开包装盒后，铃音立刻给了我两个字：“真土。”她应该从没戴过这条围巾。

铃音没看我的脸，却主动对我说：

“我走了。”

围巾貌似是和好的信号。我使劲控制住表情，没有笑出来，用冷淡的口吻掩饰心中的羞涩与欣喜。

“嗯，赶紧走吧，就剩十二分钟了。”

这是我对铃音说的最后一句话。没等我穿好鞋子，她就打开房门，独自“飞”进了寒风中。然后，她真的飞走了。

“就剩十二分钟了”，指的是“离上课时间还有十二分钟”。

我为什么要对她说这种话呢？自那天起，我无时无刻不在反思这个问题。

铃音因车祸而死。在过一条没有红绿灯的马路时，她被一辆卡车撞了。

要是我没在她出门时催促她，而是叮嘱她“慢慢走，当心点，小心车子”呢？要是我没有难为情，而是喊住她说，“跟爸爸一起走一段吧！”……我追悔莫及。

直到今天，我仍会想象自己和铃音一起出门，一起走到公交车站的画面。想象中的铃音总是边走边跺脚。

“快点呀，不然要迟到了。”

而想象中的我，要比现实中的更善解人意。

“没关系啦，爸爸以前也经常迟到的。”

然后再跟她讲讲我当年是怎么翻过学校正门附近的铁丝网，穿过校园冲进教室的。

我想象过无数种台词、场景、剧情。每一个版本的结局，都是铃音平安无事，还活在这个世上。

要是她能晚几秒或是早几秒过那条马路，就不会出事了。

现实中的我在上公交车的时候听见了救护车的警笛声。车里有个老婆婆自言自语：“一大早就这么不太平……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我也在心里嘀咕，怎么搞的，一大早就这么吵。

那一阵警笛声，也成了我耳中无法消失的疮痂。

我在电车上接到了美绘子的电话。周围太吵，我听不清她的声音，还以为是自己忘带了什么东西，语气中没有丝毫的紧张感：

“我在车上呢，到站了再打给你。”

可美绘子没有停下。直到这时，我才察觉到电话那头的她在哭。

电车停在下一站的时候，我急忙冲下来。那天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可不知为什么，唯独从车站到医院这一段是模糊的，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在哪一站下的车。只能想起好不容易打到的车是黄色的，还有报出医院的名字后，司机问了一句：“太太要生啦？”仅此而已。上车后，我也给美绘子打过电话，但没打通。医院四四方方，颜色阴冷，好似一座石碑。在这之前，我都不知道家附近还有这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