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20/30页）

船上有一个英国酿酒商，魁梧的老人。我知道他是酿酒的，因为听到他对别人说起。当他在香蕉船上的小图书馆借书时，我也听到他向事务长报上名字和头衔。虽然船上就我们几个人，他还是报上了头衔。酿酒商、三四个英国女士、一个牙买加黑白混血儿和我。女士们一起打牌。

若是六年前，我一定会仔细观察酿酒商和那几位女士。但现在不会了。不是因为他们陌生，离我的经历太遥远；而是我已经知道作为作家我要写哪些主题，我不再对纯粹的英国人感兴趣，不再寻求事实去肯定书上的内容，不再寻找那些放在一九五〇年我会觉得是大都会的素材的事物。船上有一位女士是英国南安一家供膳寄宿处的管理者。她给了自己一趟加勒比邮轮之旅！我听见她在谈话中用这个词，在她眼中看到这个词，能想见她回去后和朋友们说这个词：体验本身似乎不如她要做的描述重要。这个词的价值对我们两个来说多么不同！虽然我们有可能乘坐了相同的几班法伊夫香蕉船，卡维纳号、戈尔菲托号、卡米尼托号，但我们经历的旅程如此迥异！

四年后，对我而言，一切都改变了：这个世界、我的情绪、我的眼界和大西洋。我回到英国的那个冬天，内心惊惶，于是那四年我拼命写作，完成了一本自认为重要的书。这是一种全新的安全感，一种终于实现了抱负的安全感。在我第一次离开那座岛的十年后，我又一次回去了。

这次我看见的、感受到的一切都带着庆祝的色彩：山丘、散落的棚屋、热浪、电台节目、电台广告、噪音和出租车。这一幅幅风景——连带它的殖民地或假期的主题：海滩、赶集的女人、椰子树、橡胶树、太阳、大叶子树——从我认识它们开始，就是焦虑甚至惊惶和牺牲的风景。塑造了我的那种教育总是像一场竞争，一场赛跑，身在其中的人视失败如毁灭般可怕。我是个孩子的时候，从未感到过自由。如今在一九六〇年，在这样的下午，我能开车转转或者悠闲地去吃午饭，换作以前只能埋头看书。在这样的夜晚，我能游览或是聊天，不再为了拿奖学金而被迫学习或背诵至深夜。我抽象的学识便是在如此的代价下获得的！

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正好可以庆祝我的自由，庆祝我成为作家并过着作家的生活，那么非这儿，非这座岛莫属。是这座岛滋养了我的惊惶和抱负，滋养了我最初的幻想。正如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归来后，我从一处地方走到另一处地方，看到我自幼熟悉的地方缩小，现在我从一处地方走到另一处地方，则带着庆祝的心情，并抹消了我在这里不同时刻因种种原因体验过的恐惧。在遥远的英国，我在书中重建了这景色，书中的景观并没有那么准确或是完整——虽然我假装是那样的；但是现在，因为我的创作加工，我珍视这里本来的模样。

当时，在我取得一定成就、终于告别了某种特殊的恐惧之后，我脱离了和这座岛的关系。因为那之后我再也没有需要特意回岛的愿望了。当我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真的回去时，我发觉自己也没有了恐惧或是庆祝的愿望，我对这座岛的兴趣在一天之内得到了满足，甚至产生了厌倦。早晨到了机场，回家路上我也许为夺目的色彩所震撼，心想愿意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是一天一夜过后，在倒了时差后的第一个黎明，头一眼看到花园中的蜂鸟，我变得坐立不安，盼着离开。

这里的人没有什么好打听的；他们太快地暴露了自己。他们曾经能打动我的强烈的种族情绪，让他们成为简单的人。我孩童时期发展出的对毁灭的恐惧和这种情绪有一定关系：害怕被任何一派，我的一派或者非我的一派吞下或者消灭。

说来奇怪，这地方本身、这座小岛和岛上的人不再能吸引我。但是曾经，这座岛不但唤醒了我对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对文明和古老的理解，还在我身上施加了焦虑——它给了我作家的世界，给了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重要主题，还让我变得都市化，不过这种“都市化”和我最初对这个词的理解截然不同，我是指写下《狂欢夜》《伦敦生活》和《安吉拉》的时候。

一九六〇年，怀着庆祝自己当上作家的心情（正如我所描述的），我开始写第一本游记。不论从心理上还是地理上，我都是从小小的殖民岛开始写。这本书其实具有使命的性质：我将经过加勒比和南美圭亚那的殖民地，也就是帝国残存的碎片。我很高兴地意识到我是从欧洲出发的宗主国人士。这是我仅有的范本。但我跟他们一样是殖民地人，他们离我很近，我不可能成为那种旅行家。即使我也许具备那种旅行家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以及探险精神。尤其我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向某个宗主国的读者汇报。我想象中游记作家的光鲜，在各殖民地间旅行的殖民地人的紧张和生疏，两者之间产生了冲突，令写作困难重重。旅行结束后，我带着笔记和日记回到伦敦写作，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以幽默回避，不论在写作还是在生活中，经常用喜剧效果、玩笑和讽刺来掩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