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18/30页）

我觉得他八十岁左右（虽然十八岁的我判断不出人的年龄），这意味着他出生于一八七〇年。他出生在狄更斯逝世那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13]出生那年，普鲁士人打败法国人那年。换个角度来看，是莫罕达斯·甘地出生一年后。他年轻的时候可能认识可以忆及十九世纪初期的人；他可能活在那些刚经历了印度叛乱[14]的人中间。如今在两次破坏性的战争之后，在甘地和尼赫鲁之后，他在伦敦维多利亚时代建的一栋大宅子里终了人生。如今这栋逃过战火的楼房对住户来说太大；黑暗房间里的老人对现在的住户而言是陌生人。这栋楼房引来一批新住户——我、其他亚洲人、安吉拉和其他地中海人，这些人仍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后来我又见过这个老人。那次他拖着脚在楼梯上走，脸上有一种古怪又有点好笑的不安。这一定是他脸上的肌肉长期维持某种状态而导致的；仿佛他的脸随着年龄轻微地抽动。他没认出我来，脸上保持着笑容。他专注于台阶，他要走很长一段路到大厅，然后到街上。那是夏季，八月末，但是他穿着大衣。大衣是深蓝色的，看上去很重，也许是以前定做的。他个子高，用来保暖的外套仿佛压得肩膀不堪重负。他拄着拐杖，身上的气味萦绕着他。我觉得他是要出门去散会儿步，这需要他准备很久。

有人来探望他吗？他的收入从哪儿来？我从未问起过。牛津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我在圣诞节期间回到这里，也从未问起这个老人。安吉拉从没说起他。之后我从未见过他。我觉得在我那次看见他穿着厚重的蓝外套下楼梯后的这段时间，差不多十二周，他在某天死去了。我需要寻找过去，而这个人是一条线索，对我而言如此珍贵。但是我没有问起这个老人。

*

究其原因，不光是我当时太稚嫩，不知道该写什么。主要还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其中最有“文化”、最美好的一部分）赋予我一个想法：作家是拥有细腻情感的人，记录或者展现内心的成长变化。于是，虽然看似荒唐，我在特立尼达岛被传输了十九世纪末美学运动和布鲁姆斯伯里[15]的观念，从帝国、财富和帝国安全中滋生的观念。成为那种我理解中的作家，我需要虚伪，需要假装自己是别人，是另一种背景孕育的人。通过把出身于殖民地的印度人的自我隐藏在写作者的人格之下，我损害了素材也损害了自我。

为了提出问题，为了让真正的创作好奇心保持活跃（创造力，而不是对过耳即忘的绯闻那种心不在焉的好奇心），有必要梳理一下我已经掌握的知识。一九五〇年，我的知识仍无章法可循。因为我对作家的有限理解，我觉得所见的一切都理所应当。我觉得自己早就知道，像个聪明的学生。我觉得身为作家，我只需要找到读过的和已知的。很快，写完《狂欢夜》以及哈丁夫妇和安吉拉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了，我只好停下。

有的东西很耐用。我带着泛美航空的小笔记本——特立尼达五分店里的廉价货，廉价的带横线的纸夹在一个夹子里，内页夹着信封。我一直带着这个小笔记本，还有那支不可擦铅笔。但第一天过后，纸页上没有记录真正的兴奋事，而是记下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虚假的事；可以说本子上什么都没记下；后来被放到一边。铅笔幸存下来，一直在用。写作工具，无论是钢笔还是铅笔，那时候都没有丢弃。那支遇水颜色变亮的不可擦铅笔越来越短，在文学任务之外还用了很久。我用它写信，在书的扉页上写自己的名字。我买了很多《南风》之类的和英国“文化”相关的书，要么是我在特立尼达时就读到过的，要么是老师向那个要去英国当作家的男孩推荐的。

从特立尼达到纽约的长途航班上开始的那种人和作家的分离，最后变得彻底。人和作家都缩小了——多年的准备好像在几周内变得无用。接着，非常缓慢地，人和作家又走到一起。将近五年后——我从牛津大学毕业一年后，当时安吉拉和伯爵府早已淡出我的视野——我才得以摆脱抽象教育带给我的幻想。我一直渴求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需要的素材，五年后突然有一天，我豁然开朗。

我简单而迅速地写下记忆中最平常的事物。我写西班牙港的街道——在那里我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那段岁月我带着对自己家庭生活和居所的安全感与距离感，曾专注地研究过那条街道。在写作过程中，我迅速地理解了。带着这样的理解、这样的自我认同（之前如此艰难，后来变得如此轻易），我的好奇心飞快成长。我做了其他工作，通过这种具体的方式，它轻易地降临，因为它本就唾手可得。我对自己有了明确的认识，我的主题不再是感性或者内心的成长变化，而是我自己的世界，是我置身其中的世界：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我的主题就已经悄然降临，那时我离家两周，来到伯爵府的寄宿房，发现自己在一栋过大的楼房里，身处战后流亡的欧洲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