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怪人哈特曼 1971—1980年·夏初（第10/12页）

这看似庞大的公司所经营的业务，说穿了其实就是贩卖许多无用的廉价商品给亚洲人，仗着亚洲人对西方的许多空泛的想象力，来换取大量利润。商品种类非常杂乱，我最记得的是其中有一顶奇形怪状貌似奶酪的帽子，推销语便是美国人看大联盟比赛时都戴那顶帽子来提高士气。就这么简单轻易地提高了产品的销量。

只要是关系到美国人日常生活、广告语提及美国人习性的商品，亚洲人几乎都会买单。

仔细观察那顶帽子会发现它根本无法遮阳，除了没有帽子的基本功能之外，且造型奇丑无比。我无法想象亚洲人跨国上网订购这顶恐怖的帽子后戴在头上的模样——脖子不会酸疼吗？戴这顶丑帽敢踏出家门吗？我想或许他们收到帽子后，只会在家里客厅的电视机前以一种受骗的心情非常烦闷地戴着，或者丢给地上的小狗撕咬。

肥奇是个成功的商人，但是论到人品，却极其低下卑鄙。他会把有用处的人吃干抹净榨精光，对没有用处的人想尽办法连一秒钟都不再让他们出现在眼前，不浪费自己一点点宝贵的时间。

“你从头到尾都没说你离家的理由。”

法兰西主动与我干了一杯。他的酒量很好，陪着我喝了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脸不红气不喘的，仍保持着一贯的斯文。我的头已经有些晕眩，嘴巴泛出干涩的苦味，讲话的嗓门也高了起来。

“我没说吗……我真的没说吗？或许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理由好说吧。”

我打了几个酒嗝，回答了他的问题。这问题其实根本无解，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理由。窗外的街道一片漆黑，一排排路灯晕散成一团昏黄的圆圈。我听见酒馆的吧台后方，那座老旧的壁钟响起低沉的钟鸣。

凌晨两点整，四周陷入荒凉黑漆的夜色中。

我忆起我离家的那个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在离家的那个瞬间，其实什么事、什么冲突也没发生，我只是转身离开，把自己从那刻板的生活轴线中抽出；我放弃了继续争执的所有理由，用力把自己丢出冲突之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离家的那天，我如往常一样，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做早餐前到屋子后方那一圈栅栏里喂食养了十几年的十二头乳牛。牛这种动物很温驯，时间久了会认人。我喜欢与它们相处，它们始终公正平和地对待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对待之心，也不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

它们看见我时笨拙地摇起尾巴，集体走到栅栏边毫无保留地欢迎我。

我打着呵欠，双手机械地铲起堆置的干稻草放进栅栏中，脑中想着待会儿的早餐应该先煎蛋还是烤吐司，或者两种动作同时进行。就在地上的稻草快被铲光的时候，我抬头望见斜前方的阳光。橘红色的光芒炙烈得如同火焰，把远方的绿色田地晒得闪闪发亮，从地平线上平行地升起，亮起笼罩整个大地的光线。脸颊与身体开始反应这种炎热，我慢慢地从身体深处灼热起来。

我铲完最后的稻草，把铲子放在地上，然后用双手抚摸着自己的脸，感受体内缓慢地渗出汗水。除了炎热的烧烫感，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小小的，从流出的汗水中一起被唤起。

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却清楚地感觉到体内常年理所当然地连结日常生活的一些线仿佛啪地一声在心里头干脆地折断了，维持那平衡的灯泡噗地一声黯灭的同时，我抬起自己的双脚，头也不回地往远方地平线走去，一直走一直走，任凭炙热的阳光打在我光裸的皮肤上，没有任何目标，脑中也没出现任何声音。直到我看见火车站的时候，我大约已经两天没吃东西，数小时未曾停下来休息过。

老实说，我现在仍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离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对这个部分的回忆充满了厌烦，对一切都无比厌烦。没有理由，也没有任何借口。老实说，我只是卑微地选择我唯一能选择的：不是继续留下来，就是离开。

法兰西与我大约喝到半夜三点，酒馆最后打烊后我们才离开。其间，我好像借着这些谈话，把我短暂的人生做了简洁的回顾，未曾对人提起的生命段落，在丧失共鸣的沉默里又发出声响。

这让我平静，如同杀死雷蒙的那一刻所感受到的不可思议的平静。但是两者不太相同，杀死雷蒙的那种平静近乎猛烈地敲打我的心脏与血管，那是种近乎爆裂后所产生的失落感，记忆的一切都在那个时刻被完整地掏空、被熨烫平整过后的空虚。

而与法兰西说出人生的平静好像是真的是贴近平静这字眼背后的真正意义。朦胧却又饱含意义。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做到的，原来只要不发一语地倾听，注视着流逝的时间与字句，那魔力居然如此强大，能让一个终年躁郁不堪的人真正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