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与开心（第3/3页）

中篇《江西巷里的唐宝珍》，是《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最长的一篇，讲开服装店的唐宝珍在把出轨的丈夫赶走后的相亲故事。唐宝珍看不上蒋幺姑大包大揽送上门的博士、老板和官员，却看上了梁大娘无心插柳介绍来的丧偶老师宋雪松，而两位媒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也着实精彩。最后阴差阳错，唐宝珍和宋雪松被两位媒人联手拆散，打算嫁的拆迁办洪主任也因贪污被抓，这也就罢了，但作者末了非要让那位在唐宝珍楼下卖香烟杂货的小老板咸鱼翻身，默默抱得美人归，就有些让人瞠目。倘若诚如作者所言，这篇小说是要设计成一场剪影戏，人物刻画的扁平不足为怪，那么最后的这个收尾，就不免有为了舞台效果刻意戏谑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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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茶会》是颜歌自己很喜欢的一篇，她说：“我想要探索语言的不可译性，以及在什么样的程度和怎样的强度上，一篇小说作为某种特定语言的文学性会得以发光发亮。”这种对不可译性的追求，与《繁花》的作者不谋而合。金宇澄一直耿耿于某些西方译者所谓“译中国当代文学不需要查字典”的说法，写了《繁花》之后再接待西方译者，他们都认为译他的书很难，他对此颇为快意，“我知道谁来译这本小说，都会翻烂几本字典”。

《三一茶会》中的语言，则是一种典型的“重影般的语言”，是日常口语、传统书面语和现代叙事语言的三重叠加。

正对着她的那扇窗子外面，隔壁楼三楼上的媳妇穿着一条粉红色的棉睡裙站在阳台，支着晾衣竿取腊肉。余清慧眼睛里装着这俏媳妇，心里却想着茶会的师友们，有道是：东君才送暖风来，枝上眉心一点开。

“不怕你们生气，”肖传书说，“张老师和陈老师，你们的文章那都是很多章法，很多积淀的，至于我嘛，我是乱来，不值得一说。但我真觉得我们这里面啊，就余老师的文章最值得读。天然去雕饰啊，青鸟明丹心！”

陈艾也点着头：“肖老弟你说得太对了，我哪会生气，余老师的现代诗的确是一绝啊！”

从这样的文字中，单看到一个娴熟于古典诗词和现代写作的叙事者对旧诗文的化用和对水平有限的老年文友口吻的戏仿，还不够，还要看到在这样的戏仿和轻嘲中，自然流露出的对于长辈的温情理解。在戏仿轻嘲和温情理解之间，颜歌小心翼翼地维持住了微妙的平衡，像是走了一次语言的钢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翻译中无数容易失足滑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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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颜歌和金宇澄之间可能达成的共识在于，一个作家首先是母语的仆人，他从具有丰厚传统的母语中获取营养，并回馈这门语言以新的质素。同时，他们都认为故事和情节是第二位的，文学首先是在语言层面的勘探、打磨与创造。那些被小说家刻在杯底的花纹，犹如印章，会轻轻地在下一位对语言敏感并将虚构之杯举起又放下的读者那里留下印记。

他们的小说世界，都像是可以无限延展下去的世界，犹如我们每个人置身其中的、不可能看到结尾的世界。而小说家的责任抑或悖论，是在开启一个世界之后还要结束一个世界，如弗兰克·克默德所言，就是要一次次想象、眺望和在虚构中抵达一个堪作结尾的远景。而小说的意义，倘若它是有意义的，那么很大程度上也就在于结尾的意义。读者不会计较小说的开头，但他们会计较结尾，会拿每一个小说的结尾和自己正在途中的生活相比较，和自己认为看清的另一些人生的结尾相比较，并期待某个类似于末日启示般的真理站立在小说结尾处，面对他们，金宇澄所处的生命位置显然就要比颜歌略微有利一点。

在朝着结尾展开的故事层面，颜歌迄今为止还是在依赖“秘密”这个基本推动力，按照《白马》里的说法，“世界上到处都是有秘密的”，而解密之际常常就是小说结束之时。但问题在于，在颜歌小说世界里的秘密其实多少都是相似的，我们会不停地在其小说后半段遭遇有关血缘和情爱交织的秘密，这些秘密可以用来结束一部小说，但却未必能给予读小说的人以新的启示。我于是期待已然迈入“作家幼年时期”的颜歌，在新的兴奋和不安中可以写出那些能继续引起我们兴趣的书，它们——再次引用弗兰克·克默德的话，“将会穿过时间，走向一个结尾，一个我们即使不能理解它也必须进行感知的结尾；它们在变化中生存，直到出现永远也不可能出现的想象与现实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