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所能够见证的（第2/2页）

大灾难，政治迫害，个人的不幸，种种这些，令诗人扼腕，却不能让诗的标准为之低头。米沃什通过叙述波兰女诗人斯维尔什琴斯卡的诗歌变化，精彩地描绘出一幅诗所能够见证的令人宽慰的图景。在战前，斯维尔什琴斯卡是一位优雅的中世纪诗歌的迷恋者，战争期间，她住在华沙，参加了华沙起义，她目睹一条条街道的摧毁、一个个生命的死亡，以及幸存者的被放逐，战后她企图把这些永远忘不了的经历写成诗，但并不成功，直到三十年后，她才终于找到一种满意的风格，即放弃比较和隐喻，放弃哀叹和感伤，完全采用一种速写式的微型报告风格，“这是一种最谦卑的摹仿艺术：被记忆的现实，是至高无上的，并支配表达手段”。它产生的效果是相当惊人的，而这效果的产生，没有任何投机取巧，也不可复制，因为它既是生命的要求，却也正是诗的要求，它指向诗人的过去，也指向人类的过去。

在第六讲也是最后一讲“论希望”中，米沃什援引在历史沉思中写作当代诗篇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在《大琉士》一诗中，卡瓦菲斯虚构了一位古代诗人斐纳齐斯，他正在构思一首关于大琉士的史诗，但这时候，战争爆发了，罗马人入侵了他的国家，现实的紧张骚动与构思诗歌的紧张骚动，在那一刻同时占据斐纳齐斯的心灵，然而，这两者却是不分胜负的，他感受着他的敌人罗马人此刻应有的感情，傲慢与陶醉，并将之赋予他诗歌中的历史人物，波斯国王大琉士。米沃什对此评论道，“诗人斐纳齐斯透露了诗歌事业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在米沃什随后援引的西蒙娜·薇依的格言里，也在《诗的见证》的最后一句话里：“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活在历史中。”

这个历史，不仅仅是一两代人咀嚼反刍伤口的历史，而是整个文明的历史。如西蒙娜·薇依所言，整个文明的历史中留存两样不可能被简化成任何理性主义的东西，即时间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