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作为创造者的批评家

好些年前，我读到T.S.艾略特的《安德鲁·马韦尔》一文，并被开篇时的一段文字深深打动：“马韦尔的坟墓不需要玫瑰、芸香或月桂来点缀，这里没有冤案需要平反；关于他的问题，如果还需要思考的话，也只是为了有益于我们自身。”这也正是“古之学者为己”的道理，但却更加现代，可以直接付诸写作的实践。安德鲁·马韦尔是十七世纪人，他生活的时间在中国大约相当于晚明，是名副其实的古典诗人，然而，在艾略特笔下，三百年前的古典诗人不再是静躺在棺木里聊供勘探或赏鉴的木乃伊，他复活，并审视我们的写作，越过种种语言和文化的割裂变迁，他希望我们还有能力感受到人类心灵的全部经验，这样的话，作为年长的同行，他或许还能对今天依旧在写诗的我们有所帮助。

就这样，在二十世纪初“一切都失去中心”的纷乱战火中，艾略特以一种斗士的姿态，确立了某种古典主义的复兴。我们必须明确，艾略特言说的“古典”，有其特定的概念指向，与之相对立的概念是“浪漫”，而非“当下”，并且，这个“古典”恰恰是有能力作用于“当下”的。艾略特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阐述过何谓古典，他认为古典是“成熟心智的产物”，而成熟的心智源于完整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让诗人从“此时此地”的狭隘时空中摆脱出来，以一种谦卑的姿态，融入一个更为宏大的秩序之中。艾略特服膺早逝的意象派诗人托·厄·休姆对于古典与浪漫的区分，这个区分并非一个文学或美学概念的区分，而是关乎对人性的不同认识：

一切浪漫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人，个人是可能性的无限的贮藏所；假若你们能摧毁那些压迫人的法律，这样重新整顿社会，那么这些可能性便会得到一种发展的机会，那么你们就会进步。与此恰恰相反，人们能很清楚地给“古典”下个定义说：人是一种非常固定的和有限的动物，它的天性是绝对不变的。只是由于传统和组织才使他有任何合乎礼仪的表现。……把人看作一口井，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贮藏所的，我称之为浪漫派；把人视为一个非常有限的固定的生物的，我称之为古典派。

——托·厄·休姆《论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

休姆和他的现代派战友们赞赏的“古典”，非常接近于基督教“原罪”的教义，而日后艾略特之所以成为一个极端保守的基督教护教者，其实和他《荒原》式的现代诗人姿态并不矛盾，它们共同根植于此种对人性相当严峻的认识，在写于1935年的《宗教与文学》一文中，艾略特再次引用休姆：“宗教立场认为人在无论哪种意义上都是不完善的，人是一个可怜的生物，可是人却能领悟什么是完善。因此我并不是为了宗教感情而勉强接受教义，而是为了教义而在可能程度上忍受这种感情。”

在讨论本国文学的萎靡现状时，我们的批评家最热衷的一件事，是把一切罪责都归咎于时代和社会，归咎于某几个特定时期造成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归咎于某种精神的衰落，而阅读艾略特的一个好处，是让我们明白，其实这些批评家唯一应该归咎的，是他们自己的平庸和无能。

共同的古典教育基础的消失，共同的文学认识和历史意识的消失，这一切并非唯有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才遭际到的特殊困境，这种困境，同样存在于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文坛：

一旦古典文学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当古典文学学者变得像埃及学家那样完全专业化，过去一位诗人或批评家的智力和审美力通过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学受到锻炼，而现在这种锻炼变得非常特殊，甚至比一个剧作家通过细心研究光学、电学和声学物理来为完成他的剧场任务而训练他自己的做法还要特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语言和我国的文学可能会受到什么影响？……这种变革将标志着过去的文学和未来的文学之间出现某种巨大的区别。

——《古典文学和文学家》

并不是说，自由民主主义者所鼓吹的由具有不同个性的人们所组成的世界有什么不好，唯一的原因是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我相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有如此巨大的读者群，或如此毫无抵抗能力地暴露在我们自己时代的各种影响面前的读者群。我相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读一点书的人读活人的书的数量大大超过他们读死人的书的数量；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极端狭隘，这样与过去完全隔离。目前出版商可能已经太多了，已出版的书确实是太多了，一些刊物还在不断鼓动读者要跟上正在出版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