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作为创造者的批评家（第2/3页）

——《宗教与文学》

艾略特面对的问题，几乎就是我们当下面对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对艾略特的思考也就随即成为对我们自身的思考。如果说艾略特的批评文章仅仅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泛泛指出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他还不值得我们如此尊重，艾略特的意义，一如在他之前一代代纵身于无限过去和无限未来的永恒裂隙之中的批评家先辈，某个时刻，这个裂隙似乎正不可挽回地扩大，但因为这些批评家自身的巨大存在，这个裂隙多少又被填补了一些。让自身成就为一种填补过去和未来之间裂隙的创造物，这是批评家最为光荣的任务，也是职责所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创造者的批评家，艾略特真正的先驱，是比他年长三十余岁的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曾说过：“我时常被今日的作家们和艺术家们的愚蠢虚荣所逗乐了，他们似乎以为：批评家的首要功能便是对他们的次要作品闲谈阔论。”他又说：“能够理解不单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还要理解民族的集体精神，以便使我们自己绝对现代化，这个字的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现在就只是现存的东西，那么他这个人对于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就毫无所知。要理解十九世纪，就必须理解此前的每一个世纪，对此世纪的形成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世纪。为了全面地了解自己，人们必须全面地了解他人。”这段话几乎可以视作艾略特名文《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先声。

“最高层次的批评的真正实质，是自己灵魂的记录。”王尔德的这番断语，可以说，在艾略特最好的批评文章中，得到了彻底的践行。

在晚年的一次回顾性讲演中，艾略特曾经对自己的批评家身份作过小心的界定，他认为自己属于这一类批评家：“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诗歌，但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如塞缪尔·约翰逊、柯勒律治、写序言的德莱顿和拉辛，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马修·阿诺德。我正是忝在他们之列。”在将自己谦卑又骄傲地置于诗人批评家的传统行列之后，他说：“我最好的文章写的是深深影响了我诗歌创作的作家，自然以诗人居多。随着时光流逝，依然能让我感到信心十足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些让我心存感激、可以由衷赞美的作家。”

虽然如此，这些文章的写作初衷，却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众多书评人相似，都是为了挣钱而写的，艾略特对此并不讳言，他那时候需要钱，而写作的机缘通常是报刊约稿，比如说关于某个作家的新书面世，或某个作家的作品出了新版本，或者碰上了周年纪念；但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众多书评人不同，挣稿费的艾略特对自己有更为自觉的要求，“文学批评像任何其他文学或艺术活动一样，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那就是必须富有趣味。而富有趣味的一大前提是懂得只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话题，选择能与自己的性情贴合的主题”（《查尔斯·惠布利》）。

写作，绝非一件完全自由的事，但无论在何种时代、何种不自由之中，写作者最终依旧保有一项选择的权利，即选择写出好文章的权利。这样的好文章，根源于写作者对自我生命的认识，进而对容纳和形成自我生命的更为恢弘久远的精神潮流的认识。我觉得，这是艾略特身为写作者最令人振奋的启示。“单靠风格起不了保鲜的作用，只有可引起永久兴趣的内容加以一流的文学风格，才能始终保持新鲜不败。”这是在谈论查尔斯·惠布利的报刊写作，却也是在谈论自己的写作，是在记录自己的灵魂，艾略特众多的批评文章莫不如是，在他看来，可引起永久兴趣的内容，唯有当下和自我，而当下和自我又永远无法孤立存在，它们只不过都是对于过去的一种不断更新的认识。

布莱克的诗句有伟大的诗所具有的那种不愉快感。任何病态、变态或乖僻的东西，任何带有时代或时尚病态的东西，都不具有这一品质；只有那些经过极力简化加工的东西，才能显现出人类灵魂的根本病态或力量。

——《威廉·布莱克》

除了对语音独特而准确的感觉，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牢牢抓住，但在这方面他有任何人都不曾有的东西。……只有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表层的东西，我们才最有可能进入内里深处，进入深渊般的悲伤之中。丁尼生不只是一个二流的维吉尔，他与但丁眼中的维吉尔同在，一个身处幽灵之间的维吉尔，他是英国诗人中最为悲怆的一位，跻身于地狱之边的伟人之列。

——《悼念》

如果说，面向过去的分类对比和判断是艾略特在批评文章中常用的手段，那么它产生的效果，就是一种全景式的恢弘视野和如临其境的现场感，像被大天使引领着飞越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