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头与开端

“艺术属于世界的尽头，”布朗肖说，“只能从再无艺术也无法产生艺术的地方开始。”这句话的要义，在于“尽头”。如果你是个艺术家，你得先独自找到那个过去的和现存的世界，独自走到它的尽头，然后才能找到你自己，也就是说，在世界的边缘形成作为艺术家的你自己，和一个唯独属于你的开端，随后，这个世界因为你和你的开端，又拓展了一点点。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小说对小说艺术的误解在于，小说家们以为开端是和人分离的，是可以轻易复制和拿来的，像游戏中的通关密码，获取之后可以轻易地进入下一关，把其他人甩在身后。所以，《百年孤独》的开头哺育了那么多先锋小说家。“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这是很多中国小说家看到一部西方新小说时的感受，他们仿佛在瞬间就汲取到了另一位艺术家的精华，学会吸星大法是他们隐而不宣的梦想。

“现在回想起来，简直难以相信我已经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在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才要去开始对D.H.劳伦斯的研究。”这是杰夫·戴尔小说《一怒之下》的开头。这句话的要义，是“筋疲力尽”。这筋疲力尽，不仅仅是那种肤浅的文人式的自我折磨、拖延症和选择焦虑，虽然看上去这样的自我折磨、拖延症和选择焦虑充斥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以至于似乎变成了某种令读者很容易厌烦却令某些写作者感到亲切易学的“杰夫·戴尔风格”。这筋疲力尽，如果我们读完全书，乃至再重读一遍，就会发现，它更多是出自对研究对象的穷尽式的研究与探索。

他要写一本关于D.H.劳伦斯的书，他就要走到D.H.劳伦斯的世界的尽头。他要了解一切和劳伦斯有关之物，好的和坏的，但不意味着他要事无巨细地写出这一切，因为已经有那么多的劳伦斯传记和劳伦斯研究，而他必须去读他们，至少要了解他们，由此知道哪些是可以不必再写的，好的或坏的。像一切艺术家那样，他需要一个新的开端，但这个开端，只有在他自己走到旧世界的尽头，在筋疲力尽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呈现。

他在书中痛斥那些糟糕学者，“成千上万的学者在忙着杀戮他们所接触的一切”，他们根本不理解文学，“绝大多数学者写的书，是对文学的犯罪”。但这种痛斥，并不意味着走向这个时代流行的反智。反智和糟糕学者是一体两面的共生之物，是愚昧的两种表现形式。一个写作者，首先是一位大剂量的阅读者和吸收者，只不过这是一种自我教育式的阅读和吸收。“他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学者那样阅读、写作，好像一年能吸纳一百年的阅读、思考和研究量。我经常感到不解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究竟怎么了，我们吸收的东西竟少得如此可怜。”A.S.拜厄特在她的《传记作家的传记：一部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如是说道。拜厄特在这部小说中虚构了一位身陷学院丛林的博士生纳森，他对所钻研的种种后现代文学理论深感厌倦，他想过一种充满事物的生活，“充满各种事实”。他的一位老师建议他去研究斯科尔斯，这位传记作家写出了有关博物学者埃尔默·博尔的传记杰作。于是，纳森去读斯科尔斯关于博尔的书，他被迷住了，于是他再越过斯科尔斯去读博尔，再去读博尔所致力的博物学领域的其他著作，与此同时，他一步步通过斯科尔斯留下的诸多研究资料卡片去接近斯科尔斯本人乃至斯科尔斯感兴趣的诸领域，从植物学、进化论到戏剧写作，当然，还包括研究对象生活过的那些地方。他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恢复生活的元气，体验不同的性和爱，并认识自我。

这种对于他者和未知领域的探寻，在穷尽一切和吸纳一切后见到那个立在边缘处的自我，几乎也就是杰夫·戴尔在探究劳伦斯的过程中所做的事。拜厄特在书名中特意标注出“小说”的字样，杰夫·戴尔也愿意将《一怒之下》视为小说。因为，一方面，“对艺术最好的解读是艺术”，杰夫·戴尔在书中援引乔治·斯坦纳的话，这同样是一位学者。事实上，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所指出的，“诗歌是学者的艺术”，同样，小说也是学者的艺术，进而一切艺术都首先是学者的艺术。所有已发生过并保存下来的文明构成屹立在我们活人面前的学识大厦，而艺术，是对这座学识大厦的消化、转换、增添而非排斥。只有糟糕的庸常的学者才被冠以学院派的标签，就像只有生产不出好作品的作者才被称为文艺青年一样。

而另一方面，唯有被称作小说，才得以构成对于既有小说的有力反驳。正是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忠诚，让每一代杰出的小说家都会起身反抗那种已经成为既定套路的小说模式，并从前辈杰出小说家的类似反抗中找到激励。比如杰夫·戴尔提到的米兰·昆德拉对于拉伯雷和斯特恩的垂青，又比如他本人对于D.H.劳伦斯的心追手摹：“读劳伦斯小说的兴奋来源于我们在感受着这种文学形式的潜力如何被扩张、前进，那种感觉如今在我们读当代小说时几乎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