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42/141页）

天开始黑下来时，我们发现网开始满了。我们把网拉起来，船里的鱼比前几天的全部收成加起来还多。忽然，我们开始疯了般地工作起来。我们继续向东北方向开去，不断地撒下网去，等再收起来时里面满是鱼。连皮莱特都战果累累。我们接连干了一整夜一整早晨，一直没有睡，追随着向海湾东北尽头移动的鱼群。第二天下午六点，舱里的鱼满满的，以前可从未见过这样丰硕的成果，可是，船长说十年前他见过一次几乎同样丰硕的捕捞。我们返回旺德尔港时，没有几个人相信发生的一切。我们卸了船，睡了会儿，然后又出海了。这次我们没有发现大鱼群，但收获也不少。那两个星期可以说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海上而不是港口。后来，一切又都回到常态，但我们知道发财了，因为工资是按捕捞比例拿的。后来，那个墨西哥人说，他不干了，他现在有了足够的钱去做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就走了。皮莱特和我问他需要做什么。旅游，他说。我挣的钱够买一张去以色列的飞机票了。我敢打赌那儿肯定有个女孩在等着你，皮莱特说。差不多吧，这个墨西哥人说。后来我和他去跟船长说。船长手里还没有钱。鱼加工厂需要一段时间才会付款，特别是捕获量这么大，利马只好又等了几天。可他再也不想到船上睡了。他消失了几天。我们再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去了趟巴黎。他搭便车去了又回来了。那天晚上，皮莱特和我带他到拉欧尔酒吧吃晚饭，接着他又来船上睡了，虽然他知道我们早上四点钟就要离港去狮子湾再去试着找找那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鱼群。我们在海上待了四天，捕获平平。

此后，利马决定还是多待些时间，直到给他付了工资，这期间他就睡在波莱多的一个窑洞里。一天下午我和皮莱特去找他，指给他哪个窑洞最好，那口井在哪里，晚上应该走哪条路才不至于掉到悬崖下面：基本上是些如何舒服地过户外生活的秘诀。我们不出海的时候，就看见他在拉欧尔酒吧待着。利马跟玛格丽特、弗朗索瓦以及一个四十多岁的德国人鲁道夫混成了朋友，鲁道夫在港口一带干些零工，自称十岁时就在维尔马奇特当过兵，得过铁十字勋章。当大家都说不相信时，他拿出勋章给想看的人展示：那是一枚发黑、生锈了的铁十字。接着他在勋章上吐了口唾沫，用德语和法语发誓。他把勋章拿到离脸十寸远的地方对着它说起话来，好像那是个小侏儒，对着它做鬼脸，然后又把它放下，对着十字极度狂躁或者厌恶地吐起唾沫来。一天晚上，我对他说：如果你这么讨厌他妈的这枚勋章，干吗不他妈的把它扔到他妈的海里去呢？这时鲁道夫安静下来，似乎很羞愧，把铁十字勋章收进衣袋。

一天早晨，我们终于拿到工资了，当天早上贝拉诺又出现了，我们为那个去以色列的墨西哥人饯行。午夜时分，我和皮莱特陪他们一起去车站。利马打算搭十二点的火车去巴黎，从巴黎再乘第一个航班去特拉维夫。我发誓火车站没有一个人影。我们在长椅上坐下，一会儿皮莱特就睡着了。唉，贝拉诺说，我感觉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声音惊了我一下。我以为他是在对我说话，等利马用西班牙语回答时，我才意识到不是。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后来火车到了，火车是从泽贝雷过来的，利马站起来向我道别。谢谢你教我如何在船上干活，莱伯特，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不想弄醒皮莱特。贝拉诺跟他一起向火车走去。我看着他们握了握手，然后火车就离去了。那天晚上贝拉诺住在波莱多的窑洞过夜，我和皮莱特去了伊索贝尔号船。第二天贝拉诺就离开旺德尔港了。

9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后来我听到了说话声。他们在对我说：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你好吗？我睁开眼睛，是那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瓶酒。我说：没什么，小伙子们，我只是出了会儿神。到了我这个年纪，睡意会出其不意地找上来，但是该睡着的时候永远睡不着，我是说午夜时分，等你上了床后却睡意顿消或者不配合，让老人们彻夜失眠。不过我对失眠毫不在意，因为那时我正好可以花几个小时来读书，甚至有时间翻阅那些资料。问题是到头来我会随地犯困，甚至工作的时候，这对我的名誉影响非常不好。别担心，阿马德奥，小伙子们说，如果你想打会儿盹，没关系，那就打吧，我们改天再来。不，小伙子们，我现在好了，我说，我来看看，龙舌兰在哪儿呢？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打开酒瓶，把神灵的甘露倒进我们各自的杯子里，还是我们刚才喝过酒的杯子，有人会觉得这是偷懒的信号，又有人觉得是优雅的极致，因为，我们应该说，杯子被梅斯卡尔酒装饰得熠熠生辉，龙舌兰更令人心怡，就像一个穿着皮大衣的裸体女人。干杯，那就！我说。干杯！他们说。我取出那份还夹在胳膊下面的杂志，当着他们的面挥了挥。两个小伙子同时去争夺，但动作太慢了。这是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卡沃尔卡》，我告诉他们。塞萨雷亚的杂志，如他们所说是本能现实主义的正式出版物。自然了，大多数投稿者并不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有曼努埃尔、有吉尔曼，但不见阿克莱斯的东西，还有萨尔瓦多·加尔拉多，瞧：还有萨尔瓦多·诺沃，有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有恩卡纳西翁·古斯曼·阿雷顿多，还真有你的。接下来是几个外国人：特里斯坦·特萨拉、安德烈·布勒东、菲利普·苏波［31］，是吗？了不起的三人组。后来我让他们从手中拿走杂志，看着两个人把头埋在陈旧的八开本的纸页，塞萨雷亚的杂志中，我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虽然他们那么见多识广，先翻到的还是译文，特萨拉、布勒东、苏波的诗，分别由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塞萨雷亚·蒂纳赫罗还有在下我翻译。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那几首诗叫《白色沼泽》、《白夜》、《黎明和城市》，塞萨雷亚想把后者翻译成《白色城市》，但我否定了她的译法。我为什么否定？嗯，因为错了，先生们，黎明和城市是一回事，而白色城市又是别的意思了，所以我要插手干涉，无论当时我多么欣赏塞萨雷亚。其实我不该那么欣赏，我向你们坦白，可我始终真心地欣赏她。我的法语显然差强人意，也许帕布里托还可以。信不信由你，现在我彻底丢了法语，但我们还是翻译了，塞萨雷亚翻得很潦草，如果你们不介意我这样说，她重新改造了那首诗而她认为是合适的，我则像奴仆般地同时拘泥于不可言说的精神以及原文的字母。自然，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那些诗像皮纳塔般被打得伤痕累累，总的来说，相信我，我们加入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比如，苏波和我的诗。简单地说：就我所知，苏波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法国诗人，一个走得最远的诗人，你知道，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说起他了，但据我所知，他还活着。这期间，我对艾吕雅的情况一无所知，看他走得多远，除了诺贝尔奖，什么奖都拿了，是吧？阿拉贡获诺贝尔奖了？不，我想不会。他们颁给了夏尔［32］，我想，可他当时也许并不写诗。圣琼·佩斯［33］呢？我对他不予置评。他们不会把这个奖给特里斯坦·特萨拉的。生活经常出现奇异的转折！接着小伙子们读起曼努埃尔、李斯特、萨尔瓦多·诺沃（他们喜爱他！）我（别，别读我的诗，我说，那些诗太悲观了，浪费时间）、恩卡纳西翁、帕布里托的诗来。这个恩卡纳西翁·古斯曼是什么人？他们问道。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是谁？他翻译特萨拉的诗，文风像马里内蒂，法语大概说得像个法语联盟的访问学者。我好像又恢复了生命活力，好像黑夜停住自己的运行，透过窗帘偷看着说：萨尔瓦铁拉先生，你得到了我的许可，离开这儿，去放声演讲，直到喉咙嘶哑——我的意思是，我想说的是，我没有丝毫睡意了，好像刚喝下去的龙舌兰在肚子里、在黑亮的肝脏中与苏西达斯牌酒不期而遇，而且正在向它降服，这也理应如此，因为某些阶级界限依然存在。我们又倒了一巡酒，我开始给他们讲述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和恩卡纳西翁·古斯曼的故事。他们不喜欢恩卡纳西翁的两首诗，他们跟我很坦率，那两首诗讲不通，天哪，这恰好与我的想法和信念很接近，我觉得可怜的恩卡纳西翁的东西收进《卡沃尔卡》绝不是因为她有多好，而是因为塞萨雷亚对她的袒护，这是一个女诗人对另外一个女诗人的袒护，可谁知道塞萨雷亚从恩卡纳西翁身上看到了什么，或者她出于为恩卡纳西翁或自己考虑作出了什么样的妥协。发表朋友的作品是墨西哥文学活动中习以为常之举。也许恩卡纳西翁不见得是个优秀诗人（正如我本人也不是），甚至压根就算不上诗人，无论好还是坏（就像我也不是），可她是塞萨雷亚的好朋友。塞萨雷亚愿意从自己嘴里分出点面包或者龙舌兰来哺给自己的朋友们！所以我给他们讲了讲恩卡纳西翁·古斯曼的故事。我说她1903年生于墨西哥城，根据我的推算，大概如此，还说她在一家电影院外跟塞萨雷亚相识，别笑，这是真的，我忘了她们看的是什么电影，但情节肯定很悲伤，里面可能还有卓别林，总之，两人出来时都哭了，互相看着对方又开始笑了，也许塞萨雷亚嗓子有些沙哑，她有自己独特的幽默感，会忽然爆发出来，像一个火花或者迅速一瞥和砰的一声！她会忽然大笑倒在地上打滚，而恩卡纳西翁可能笑得更克制些。那时塞萨雷亚住在克鲁塞斯大街的一幢出租房里，而恩卡纳西翁和姑妈（这个可怜的人既无父亲也无母亲）住在德里西亚斯大街，我想。两个人都工作了很长日子，塞萨雷亚在“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的办公室工作，这位将军对尖锐主义者很关照，但他对文学可谓一窍不通，这是事实，而恩卡纳西翁是尼诺·佩尔迪多街上一家服装店的售货员。谁知道她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什么。塞萨雷亚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可是看到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的女人。恩卡纳西翁则完全相反，她绝对漂亮，总是穿得漂漂亮亮（塞萨雷亚有什么就穿什么，有时甚至披一件农民的大围巾），可是像酒吧混战中的陶瓷小雕像般不安全和脆弱。她的声音，怎么描述呢？很尖细，很轻微，没有丝毫急迫的味道，但为了让别人听得见总要大声说，这个可怜的家伙从孩提时就怀疑自己的讲话能力，基本上是一种很尖细的声音，而且令人极不舒服，多年以后我只听到过一次类似的声音，正好也是在一家影院里看一部动画短片，里面有一只猫或者一条狗或者一只小老鼠，你知道，那些外国佬在做动画片方面何其聪明啊，这只动物说话的声音很像恩卡纳西翁。如果她是个哑巴，我想我们中会有不止一个人爱上她，可是有了那种声音，就不可能了。另外，她毫无才华可言。一天，塞萨雷亚把她带到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当时我们全都是尖锐主义者或其支持者。开始大家都很喜欢她。我是说只要她不说话。吉尔曼可能还逗过她，我也可能逗过。但她始终很生分和羞怯，而且老黏着塞萨雷亚。但是，她及时地变得更自信起来，一天晚上，她开始表达自己的意见了，又是批评，又是提建议。曼努埃尔别无选择，只好告诉她安分点。恩卡纳西翁，他说，你连诗歌的常识都不懂，干吗不安分些呢？这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恩卡纳西翁讲话时在场面上藏而不露、仿佛不在现场的塞萨雷亚从座位上站起，对曼努埃尔说不能这样对一个女人讲话。可是你没有听到她说的那些蠢话吗？曼努埃尔说。我听到了，塞萨雷亚说，她表面上似乎漠不关心，其实没有错过这位朋友和被保护人做的或说的任何东西，但我还是认为你该向她道个歉。好吧，我道歉，曼努埃尔说，但从现在开始她最好闭上嘴。阿克莱斯和吉尔曼同意他的提议。他们提出，如果她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别说了。这样对人不尊重，塞萨雷亚说，剥夺了她的说话权。恩卡纳西翁再没有参加以后的聚会，塞萨雷亚也不参加了。那些聚会并不正式，也没有人怀念她们，至少表面上如此。那次聚会结束后，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和我走在这个城市中心的大街上，背诵着保守派诗人塔布拉达的诗歌，我才意识到她不在了，同时觉得到自己对塞萨雷亚的了解是多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