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之墓

在我们真正到达目的地之前，有好几次都是虚惊一场，经过的几座小镇非常相似却又不是，沿街的店铺和住宅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信息，没有指示牌。即使已经到了，我们还是不太确定；我们向外张望，寻觅一个名字，一张宣传广告。巴士停了下来。

“肯定就是这里了。”我说。地图在我手上。

“最好问一下司机，”他说，并不相信我。

“我什么时候搞错过？”我反驳他，不过还是问了司机。这次我依然没错，于是我们下了车。

我们在一条逼仄的街道上，沿街尽是墙面平整的灰色房子，白色的蕾丝窗帘阖闭，墙壁像悬崖般直挺挺地拔地而起，房子与狭窄的人行道之间也没有草坪。除了我们之外空无一人；至少不是那种欺骗游客的地方。我饥肠辘辘，我们整个上午都在赶路，但他想先找一家旅馆，他总是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我们面前就有一幢标着“酒店”的大楼。我和他站在门外踟蹰，抚平翘起的头发，设法让自己看起来像样一点。等他终于鼓起勇气，拿着我们的行李箱走上台阶，却发现大门紧锁。说不定那是一家酒吧。

想着再往前走走也许会有旅馆，我们沿着长长的石墙步下山坡，等人行道消失在街角的尽头，我们就穿过马路。一辆辆汽车经过我们身边，开得飞快，仿佛正在去往别处的路上。

山坡脚下，海滩附近，零星散布着几家商铺，和一间伤痕累累、歪歪斜斜的旅店。电台的音乐和欢声笑语从店里传出来。

“看上去是当地人开的，”我说，感到正合我心意。

“‘旅店’在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意思？[1]”他问我，可是我也不知道。他走进店里看了看；又灰溜溜地走了出来。我疲惫不堪，什么对策都想不出来，几乎无心欣赏身后山顶的城堡，还有山下的大海。

“难怪他爱喝酒，”他说。

“我去问一下吧，”我说，感到满腹委屈：到这里来是他的主意，找旅馆这种事应该由他来做才对。我试着去杂货店问问。店里挤满了人，大多是女人，头上裹着围巾，手上提着购物的篮子。她们说这里根本没有旅馆；其中一个说，她母亲那里倒是有几间房间空着，她给我指路的时候，其他人都投来同情的目光，我一看就是个来旅游的。

我们找到那栋房子的时候，发现它是十八世纪建造的，而且巨大无比，在小镇繁华的年月里是夏日避暑的别苑。一块不太起眼的牌子上写着，提供住宿和早餐。这招牌写得那么清楚，不由令我们喜出望外。门开着，我们走进门厅，出现在厅里的女人似乎被我们吓了一跳；她留着四十年代时髦女郎的发型，前额的发丝造型奇特，只是已经斑白。她对我们非常亲切，几乎是热情洋溢，而且没错，她有一间房间能让我们住。我压低了声音问她，能不能告诉我们那块墓地在哪里。

“你从窗口几乎就能看到，”她说着，露出笑容——她知道我们会问这个问题——还主动借给我们一本书，书里有一张地图，上面标着可去的地方，他的故居之类的。她拿好书，连蹦带跳地走上铺着褐色地毯的宽阔楼梯，给我们看我们的房间。房间宽敞阴冷，天花板很高，贴着花朵图案的墙纸，木制的地方都漆成了白色；窗户上装的不是窗帘，而是室内用的活动护窗[2]。房间里塞着三张床，还有无数个衣柜和壁橱，好像在仓库里一样，一张笨重的书桌挡住了曾经富丽堂皇的壁炉。我们告诉她，就住这里，没问题。

“墓地就在山上，在那边，”她说，指指窗户外面。我们能看到一座教堂的尖顶。“我保证你们一定尽兴而归。”

我换上牛仔裤和靴子，而他把每件家具上的抽屉都拉开看了一遍，搜寻埋伏的宝藏或是可以读一读的东西。他一无所获，于是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没有理会那座教堂——他曾经说过那里毫无特色——径直朝墓地走去。这里一定经常下雨：常春藤遍布每寸土地，整片墓园郁郁葱葱，未经修剪的青草苍翠欲滴。行人的双脚在墓碑之间踏出一条条羊肠小径。墓穴本身也照管得干净整洁，大多数的草坪都被修剪过了，形状像个滤茶器似的花架里插着鲜花。此刻墓园里有三位年长的妇人，怀中抱着一捆捆花束，有剑兰，有菊花；她们在坟间穿行，取走之前的陈花，换上手中的新蕾，每个墓穴一视同仁，就像乘务员一样。她们对我们并不在意，既不靠近也不回避：我们是陌生人，是这片风景的一部分。

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想去的墓地；就像书上说的，只有这座墓穴立的不是墓碑，而是一座木制的十字架。十字架最近刚刚漆过，周围还有一个布置规整的微型花园，栽满洋蔷薇和秋海棠；那些香雪球花原本是想用作围边的，效果倒不太明显。我自忖种下这些花草的人是谁，一定不会是她。老妇人们已经来过，留下一个花瓶，微微泛黄的玻璃器皿，过去早餐谷物盒里会附送的那种，插着橘色的大丽花，还有几枝说不出名字的粉色花朵。我们两手空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要进行；我们静默了一阵，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退回到山坡上面的雕花长凳旁边，坐在阳光里，聆听山路对面牧场上的牛群，还有老妇人在坡下的窃窃私语，她们弯腰俯身，不紧不慢，印花的裙摆在微风中飘荡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