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饰[1]

这件事情一定会有某种解决方案，一种手段，一种方法——这才是我想要的词，杀菌方法的那个方法。就叫它某种方法吧，一种思考它的方式，不会流血，因而也不会疼痛；在一片平静之中回忆挚爱深情。我试着唤起那时我自己的模样，还有你的模样，但这就像是在招引死者的鬼魂。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凭空编造我们两个的样子，而如果我并非臆度，那就真的像是在招魂了，一个危险的游戏。我为什么要去打扰那些沉睡的人，梦游的人，他们正机械地在我们曾经居住过的街巷间逡巡，一年一年，缓缓消散，他们的声音渐渐微弱，轻得仿佛拇指划过一扇湿漉漉的窗户：细若虫鸣，透明如玻璃，没有言语。对于死者，永远都说不清究竟是他们自己想要重生，还是活着的人希望他们回来。惯常的解释是他们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种说法；就这件事情而言，倒更像是我有话要告诉他们。

小心，我想写下这句预言，前路艰险，像神殿壁上的上帝之手一般[2]，清晰明确，避无可避地写在初落的新雪中，就在他们踏足的大地前面——我觉得那是十二月——沿着砖砌的人行道，在波士顿，一座尊严逐渐腐烂的城市，她穿着她那双一步三摇的高跟鞋，因为彻头彻尾的虚荣心把双脚弄湿。那时候的靴子非常难看，说不出形状的笨重橡胶，就像犀牛的蹄子，他们叫它飞行皮靴，要么就是顶上镶毛，像老太太穿的，又像卧室里用的拖鞋，系着细细的蝴蝶结；还有那些楔子形状的塑料雨靴，穿不了多久就会发黄，里面积起一层尘土，看上去就像没有长出来的牙齿。

这是我的方式，我用衣物复活自己。实际上，除非我能想起当时的穿着，我不可能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事，而每次我扔掉一件毛衣或是一条裙子，也就是在抛弃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像蛇褪皮一样褪去自己的身份，身后留下苍白干枯的外壳，连成一串，而如果我想要任何回忆，就只能去搜集，一点一滴，那些棉布的、羊毛的碎片，把它们缝起来，最后拼凑成一个缀满补丁的自我，毫无抵御寒冷的能力。我集中起精神，于是那个迷了路的灵魂，从一片乌烟瘴气之中冉冉升起，在多伦多市中心，罗布劳超市[3]的停车场上，那只伤残平民救助会[4]的衣物募捐箱里，那件大衣最终被我丢弃的地方。

那是一件黑色的长大衣。质量很好——那时候衣服的质量还很重要，女性杂志里还有文章介绍必备的基本款式，正确的熨烫方法，以及如何去掉驼绒上的污渍——但它对我来说实在太大，袖子一直盖到手掌，下摆连着塑料雨靴的上沿，那双雨靴也不合脚。我买它的时候是打算改一下的，却一直没有动手。我的衣服多数都一样，都太大，可能是我觉得，如果我的衣服大得不成样子，如果它们能像一顶帐篷似的罩住我，我就不太会引人注意。可是恰恰相反；我那时候肯定比大多数人都要显眼，围着黑色的羊毛裹尸布浩浩荡荡沿街而过，头还缠在……是一条安哥拉羊毛的格子围巾吗，同样质地优良；总之，我的头就缠在里面。

我的这些衣服，在我还去买衣服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记得，和你一样，那时候我很穷，我们当时的绝望处境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咎于此——都是在菲林地下室[5]买的，质量上乘却没能在更高档的地方卖出去的衣服，都在那里削价处理。你常常只能在走廊里试穿，因为试衣间寥寥无几，而且那间地窖，确实就是个地窖，屋顶低矮，灯光昏暗，阴冷潮湿，散发出焦急迫切的腋窝和疲于奔命的双脚的味道，特价的日子里挤满了你争我夺的女人，穿着衬裙和胸罩，把自己往一件件又破又脏的设计师原作里面塞，耳边满是沉重的呼吸声和卡住的拉链响。大家都习惯嘲笑淘便宜货的女人，嘲笑她们的贪得无厌，她们的歇斯底里，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菲林地下室，是很可悲的。到那里去的人没有一个不渴望改变形象，破茧成蝶，重获新生，却从来不曾如愿。

我在黑色大衣里面穿了一条厚实的粗花呢裙子，颜色是灰的，还有一件棕色的毛衣，只有一个不太明显的洞，我觉得那个破洞非常宝贵，因为那是你的香烟烫出来的。毛衣里面是一条衬裙（太长），一个胸罩（太小），内裤上印着小小的粉红色玫瑰，也是从菲林地下室买来的，只要二十五美分，一美元买五条，还有一双尼龙长袜，用来固定的吊袜带太大了，在我的腰上滑来滑去，弄得袜子在腿后的接缝也跟着绕圈，活像理发店门外的转筒。我吃力地拖着一个行李箱，箱子实在太重——那时候没人背帆布包，除非是参加夏令营——因为里面装着我另外一套分量十足的大尺码衣服，还有六本十九世纪的哥特小说和一叠空白的纸。另一只手上的重量和行李箱不相上下，那是我的便携打字机，还有菲林地下室的手提袋，巨大无比，深不见底，仿佛坟冢一般。现在是二月，北风呼啸，把黑色的大衣刮到我的身后，我的塑料雨靴在结冰的人行道上踉跄着前进，在路过的一扇商店橱窗里，我看到一个女人，衣着臃肿，满脸通红，行色匆匆。我无可救药地陷入爱情之中，正要到火车站去，企图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