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4/5页）

当然这并不寻常，而是基于深入的精神分析得出的非一般性结论。必然的性别认知并不会耗尽我们的可能性以及一个人全部的内在诉求。也不是所有男性会面临以上的困局，或许只有解放广场上的暴徒们才会如此。不是所有男人都在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性别。但没有一种暴力会比它更加致命和容易失控，因为当你尚未搞清它如何发生，便可能已经身处其中，结果就是必然的坐实。男人无法看到自身身份上的欺骗性，精神分析会为所有盲目的自信找到根源，毕竟它的发生是如此的艰难和迅速。而女人又太容易被诸如残渣、胞衣而吸引，成为一种无法控制和知晓的世界与心灵：那正是阿伦特所说的“男人永远无法改变和有所作为，于是只得尝试推翻毁灭”的领域。同时她也认为，那无法控制的凌乱和由于新生和新开始而导致的不可预测的时刻，也正是女性召唤而来的内容。无论是否成为母亲，女人都有这样一重身份认定。这正是本书一开始交代的内容。“没有逻辑，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会使强权的运转呈现尽可能多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所谓的逻辑之链而言，它的开端往往只是以假设作为前提和形式。”这同样解释了为何极权主义总会与对血统和生育的控制相伴，因为恐惧的制造者“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对于这样的世界我们无从控制，因此只好试着进行毁灭。而本书中的女性却无意控制世界，她们也不曾为非正义的命运而奋战。把握自己的生命，已经是她们抗争的核心了。

让女权置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将会质询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有关我们所认可的当代社会的角色分配是否合理。那实际上是一种傲慢的控制、一种在自己的领域内无情而残忍的信仰，宣判世界将会被不确定性包围。令女权主义置于内心中承受最多痛苦的位置，并不需要让它从闪光灯下退场，仅仅是因为在我们鲁莽地抗议时，却让这些思考本身沦为“卑微的侍女”。让我们回顾本书的第一段引文，它来自卢森堡写给约吉谢斯的信：“你可以想象，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于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此时刚刚抵达柏林的卢森堡，正被“完全的陌生和全部的孤独”包围。而她决心在这座城市的政治领域留下自己的标记，找出自己所面临的“冷暴力”。随后，她又让自己回想他们在苏黎世度过的快乐时光。但后来她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幻想。他们既不曾共同生活，也不曾让彼此愉快。“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十分开心的。”彻底回想过去之后，她感受到一种“完全不一致的感觉，一些令人费解的内容，折磨且黑暗”。她忽然感到钻心的疼痛，感受到“无比真实的触感，仿佛置身黑与蓝的空间，疼痛撞击我的灵魂”。她深知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幸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是一个美梦（他们的悲惨结局证实了这一点）。这种认知，当心灵以强烈的愿望，停泊在某处时，那同样令人难以忍受。总有一些令人费解和黑暗的内容与她相伴，与“冷暴力”相去甚远，而是一种严厉而冷漠的城市本身：“于我完全漠不关心。”但卢森堡以她的方式，选择接纳它自由地活跃在自己的心头，而非刻意抗拒。以这种力量，她才能够挑战不公平与非正义。她的伟大，正在于她从未尝试涂染黑暗，让心灵深处的捕食者显形，而是拥抱生活，仔细端详品味，去认知我们的历史中的一切。

我所呼吁的女权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内容。它大胆而灼热地维护女性的权力，但从不借助错误而极端的身份认定和伦理传统来实现。它所要实现的是一种清晰、毫无争议的主张，从不用花言巧语来维护自己。我要说明的最后一件事，是性别本身，可以是慷慨的礼物，也可以是被消费的商品。女性主义者应当意识到的，是这种可能的变动意味着必然的改变，预示着性别的隐喻必然导致失败。此外的自我批判，则应当针对与世界的不可预知相矛盾的、政党式残忍与错误的许诺展开。这样一种女权主义，将接纳蹒跚与内在的受难，同时毫不犹豫地为它勾勒轮廓，为它提供正义层面的考量。这意味着我们要以巨大的体恤，来思索全部的性别。无论如何，所有出现在本书中的女性，都是卓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我呈现了如何构筑一个可行的未来，以及如何进入下一阶段抗争的画面。

【注释】

[1] 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典故，无辜的班柯在筵席上被麦克白刺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