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损害之限:泰蕾莎·奥尔顿

风景总被人看成没有生气的。但实际上它们的形态,是激烈斗争之后的结果……“出局”对于任何事物来说都是一种不利的境遇,当然也包括女人。(风景)已死,它们被认为没有生命,它们是沉默的受害者。而我的努力,是发明一种方法——比如绘画,来让沉默者发声。

——泰蕾莎对肯特(Kent)说,《对泰蕾莎·奥尔顿的采访》,

《闪光艺术》,127,1987年4月

我在寻找一种大约的证据,来证明“人之为人”。

——泰蕾莎·奥尔顿,《身份变化下的信仰手记》,《领域》,2010年

他们无法安置自己主题下的线索。

——泰蕾莎·奥尔顿,

与尼古拉斯·詹姆斯(Nicholas James)的对话,《艺术家访谈》,2010年

2005年,泰蕾莎·奥尔顿展出了一幅画,名为《失语》(Speech-less)。浅黄绿的光旋与洪水占据了巨大的帆布中央,勉强被涵盖在竖直的深绿长条里,使得画面可以用框架来固定。画面中央似乎有一些东西——些微的,但只是些微的、密布的颜色(绿、黄还有橙色,它们比起调色板上的原色都要有所加深)从光中显露出来,从而自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形状,形成了溢出与不牢靠的回收,形成了环顾四周的灼热。与奥尔顿其他作品类似,这幅作品会让人想起透纳(Turn-er)晚期,1845年的作品《日出和海怪》(Sunrisewith Sea Monsters),或者是他稍早一点的,创作于1820年至1830年间的作品《深红色的云》(Crimson Clouds)。但事实上,这种相似大概只是起先吸引人眼球的混合的色团所引起。这些色团是那么的令人心神不宁,以至于被人们取了“怪兽”这样的绰号(其实它更接近于一条鱼);它又会让人感受到某种莫名的暴力,在次要的位置既寻求又抗拒,呈现一种短而急促的深红色的涂抹,刺穿一整块苍白的天空,留下一抹血红。这种“暴力”在透纳的作品中是很著名的,在《奴隶船》(The Slave Ship)、《狂浪与残骸》(Rough Seawith Wreckage)、《深陷浮冰中的捕鲸船》(Whalers Entangledin Flaw Ice Endeavouringto Extricate Them-selves)等作品里都有体现。但奥尔顿的作品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巨大的帆布上呈现的依然是基本的“色彩暴力”,但其中多余的部分已经被摒弃,从而呈现出更加集中的形态,一种有形的主题,尽管它们可能仍然模糊不清。透纳的暴力,往往基于实在的残骸、风浪下的挣扎、光线与水汽在文明世界里最不可能的组合(同时也是一种颠覆)。奥尔顿承认自己的罪过,但这和所有创造性的罪过一样,只是涂损表面的一种形式。她的作品里并没有有形的框架或支撑。人们无法找到(有人假装找到)可供解读的“机理”。这里只有纯粹的动乱,以及令人混乱的狂暴。她尝试表现的,是世界在喑哑的前提下遭受的袭击。尽管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麻烦,但奥尔顿和透纳一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激进而混乱的原理:空气是水,泥巴是光,光就是声音。又或者声音是本该存在但却又莫名消失的东西。只需要盯一会儿,《失语》中的光圈就会变成一张发不出声却始终张大的嘴。在她艺术生涯的最初阶段,奥尔顿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她自己,或者这个世界,遭受这个世界的栖居者或拥有者的严重损害,面临失语之时,一个艺术家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说泰蕾莎为本书提供一幅最终的、概括性的肖像,那是因为她带我们回到本初,回到我所有故事原始的实质,而这实质也发生在每一个正在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故事之中。简单地讲,她是所有现代女性画家里最令我感到不安的一位。她身上会有一种在我看来无从抗拒的混合——通过传递给每一个观看她画作的欣赏者的需求来表现。奥尔顿认为,为了了解这个世界究竟哪里出了错,我们必须深入到地球的核心中去。她彻底颠覆了地球,首先是剥开它的皮肤。“皮肤是内部的总括,是它生命的记录。”玛格丽特·沃尔特斯(Margaret Walters)对于她1992年的画展“抽象与记忆”(Abstractwith Memo-ries)写道。我发觉自己沉迷于想象她所呈现的深层内里、摩擦声、划痕、深挖而得到的裂痕中的钉子、聚集起来的石头碎片、缠绕着手指的岩石毛边、烂泥塘(她曾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忠诚的行走者,但她应当不是指我所说的这个意思)。“你越是以沉重的结构来表现自己,就越意味着你自身的复杂。"1998年她这样表示。

尽管泰蕾莎曾把自己描述成一种转向“将泥巴绘成光”,她的作品还是时常会给我误导。即使主题上有光出现,那也并不能说明什么,而只是自身的一种完全的耀眼的替代品(消去她所提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大概才是照亮世界。对于所谓启蒙可能招致的罪过,她总是小心翼翼的(它可能关乎征服与君权的重负)。在2003年的作品《明暗》里,她尝试了关于光的经历的描绘,并不只是关于观看的单一可能,同时也是一种“穷尽”,一种“瓦解”的观点表现。她曾说,“黑暗是自由的更好形式。”(这也成为本书的第二段题词。)作为对理性主义的深刻怀疑,她曾认为“一种被抛掷的理性……事物从出现之初便被原因包围”。以理性之名,贴标签和分类都变得十分容易。奥尔顿对泛泛的知名并无兴趣,也无意居高临下地指导人们该怎样做事。她想让我们真正能看看这世界,因为好像我们自己就是黑暗的一块。因此十分坚定,恪守自己作画的承诺,而不像某些现代艺术家,总会骄傲地宣称自己已经远离了绘画。为了了解我们身边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奥尔顿的画作驱使我们,必须去污损自己的眼前所见,在眼前涂满泥巴。唯一可以看清这地球的方式,就是去成为你想要探看的碎石的一片。我们曾遭遇过这样的景象——一个任意而反抗所有礼节的女人,降低了所有事物的尺度。泛神论者罗莎·卢森堡大概就是一个例子。她的政治观点传遍了所有大陆,但她自己却被称作“母臭虫”:“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对自己无意义的满足。”又或者是像萨洛蒙直接去描述自己家庭成员的自杀,他们就好像成了这些致死的幽灵。面对每一个时,她都需要自我保护,但她获救的唯一方式,是认清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