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5页）

这些故事是不同的，虽然在它们发生的这些年里，你都可以从每周的新闻中选出相似的故事来替代。关于5英镑纸币和出版业女孩们的退场，可以视为对女权主义运动自以为成功的反驳（在职场这种例子正在增加）。但因为要去回应发生在解放广场或沙特阿拉伯的可怕事件，我们必须坚持在西方，女人们是要更加自由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国家才不会发生。就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关于年轻女孩的性虐丑闻报道，在英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某些邪恶正在不断滋生。吉米·萨维尔[2](Jimmy Savile）事件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我们知道，他不过是充满虐待、暴力、欺侮、忽视与忍耐的娱乐文化版图中的一块，尽管他古怪的举止会让人们把事件归结成一个疯子的作为。当萨维尔的事情败露时，上百个受害者站了出来，只有在此时她们才肯说出自己曾经遭受的一切（即使一些女人的证词由于时日过久并未成为呈堂证供，但创伤与讲述之间的精神分析仍然是十分棘手的课题）。2013年春天和夏天，在英国和美国，有关未成年少女被虐待的新闻同时覆盖了很多报纸的版面，这是我们很难无视的事情。在威尔士，五岁的小女孩艾波尔·琼斯（Apirl Jones）被她的邻居马克·布里杰（Mark Bridger）谋杀。而在英国，十二岁的蒂亚·夏普（Tia Sharp）则死于外祖母的朋友斯图尔特·黑兹尔（Stuart Hazell）之手。对此我们务必要当心。这些故事无疑是令人痛心的。2007年的联合国妇女代表大会上，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超半数的劳动妇女并没能享有合法权益。而相同比例的女性也无法在家庭暴力中得到有效庇护，性犯罪更成了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暴力行为。在2013年的国际妇女节上，包括人权律师海伦娜·肯尼迪、菲利普·桑兹，以及歌手安妮·兰尼克斯在内的五十位代表，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发布在英国《卫报》上的公开信声明，“从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女性，她们的生命由于暴力侵犯、家庭暴力所遭受的威胁，要远超疾病、车祸及战争。”

一年之后，2014年4月，家庭暴力、破坏女性生殖器和强奸被当成战争的武器——现在被称为犯罪战争，跃入公众视线中。十七岁的女学生法赫玛·默罕默德在公众面前说出了女性割礼的真相，并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也亲自聆听了她的演说。而在阿富汗，在上学途中被塔利班分子流弹击中的女孩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则向全世界表明，如果可以坚持为女性实现她们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成为人”，有人这样概括），那些压迫她们的暴力终有一天可以完全解脱。但这些可怕的事情并不能被等量齐观。而无论是将它们进行归纳还是区分，我们都应当有一套稳定的手段使其中的罪恶得到清算。我们也可以只是期望政策可以得到改变，在英国可以有治安措施来针对家庭暴力，有教育手段规避割礼的发生，由国际法庭来清算战争期间发生的强奸行为。但事实上，这些由女性讲述的事件，绝大多数还是被忽略和隐藏起来了。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值得被记录的。在本书中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女性，例如罗莎·卢森堡，对自己所介入的公共领域始终不曾放弃怀有憎恨。这或多或少无关于她们所谈论的内容（虽然成为一个革命者并无益于得到救赎）。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死去的女孩，也会遭到恶意的揣测（莎菲莉亚事件）。而其他的女孩，像法蒂玛·萨西达，在介入公共类领域时要承受的风险显而易见。我们可以说，像法赫玛和马拉拉这样的女孩，她们遵循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她们不只是说出了世界不希望从女人口中听到的话，她们还大胆地以不怀任何歉意的表现，向世界说出了真相。

可女人对于说出这个病态世界的真相，终究拥有自己的义务。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我们应当反对对男性世界的丑化，也不应过分谴责包括女性在内的这个社会，使它的基本框架摇摇欲坠。我们应当假定，男人永远是男人，那些睾丸素作祟的行为，尽管千百年来始终被争论不休，但终究是他们为何并且始终会呈现的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即使女权主义的任务真正得以完成，男人和女人最理想的状态，仍是各司其职。波伏娃已经指出，女性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塑造成的。她使得性别认知进入了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需要男性许可的身份。这似乎是一种十分古怪的场景：男人是“纯生物”的，而女人却是“纯文化”的。这展示了一种陈词滥调：女性是肉体的王国，无限趋近于自然，而男性则是外化的世界，是公共的核心，是社会的生命所在。这在当下处于经济低迷期的英国，得到了毫无遮拦的回应。可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这无疑只是个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