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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唯一一个没有选甜食的人。”

“我要一份巧克力蛋糕。”她马上停止了长篇大论，做了一个可爱的鬼脸。

我用崇拜的目光看着她，她会开车，她生活在米兰，在大学教书，她毫不羞怯地和父亲进行争论。我呢？我害怕得不敢开口，同时我又为我的沉默感到羞愧。我后来忍不住大声地说了一句：

“在广岛和长崎事件之后，美国人应该作为反人类罪犯，被送上军事法庭。”

一阵沉默。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马丽娅罗莎说我说得好，然后伸过手来握了握我的手。我倍受鼓舞，就接着说了一些我道听途说的事情。我谈到了计划经济、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波折，谈到革命、非洲、亚洲、幼儿园、皮亚杰、新资本主义、法官和警察的纵容，国家机构里残留的法西斯分子。我说得乱七八糟，毫无头绪。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忘记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感觉到我周围的气氛很友好，大家都很赞同我的话，我很高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很有面子。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这个可爱的家庭中，没有任何人问我，就像通常人们会问的：我从哪里来，我父亲做什么，我母亲做什么。我就是我，我是我，家庭是家庭。

整个下午我都和他们聊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在吃饭之前一起散步，每走几步，艾罗塔教授就会遇到一个他认识的人，他们会停下来，热情地和对方打招呼，他们还遇到了两个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