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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萨的最后一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前三年的看法——我不再喜欢这个城市,还有那些男同学、女同学、教授和考试,我不喜欢这里寒冷的天气,我对于那些在温暖的夜晚,在洗礼堂下举行的政治会议,以及电影俱乐部放的电影都失去了兴趣。整个城市都变得死气沉沉:提巴诺楼、阿尔诺河、五月二十六日大街、圣弗莱蒂阿诺大街、骑士广场、圣劳伦佐街。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尽管街上的面包师傅和我打招呼,尽管卖报纸的人和我谈论天气,但我依旧是个外人,我努力模仿的口音还是那么陌生,石头建筑、树木、云彩、天空还有路标的颜色,一切都让我觉得陌生。

虽然,在看了那些笔记之后,在把那个装着笔记的盒子扔掉之前,我已经从那些文字里走出来了,但我依然无法确认,我那些糟糕的情绪是不是因为莉拉的那些笔记。我经过了初到这个城市所经受的冲击,那就像要面对一场激烈的斗争,我经过了每场考试不安的心跳,还有每次都考满分的喜悦,我纠正自己的声音、动作还有穿衣服和走路的方式,就好像我参加了一个演戏比赛,看谁演得好。那张面具戴久了,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的脸。

忽然间,我意识到了那种“差不多”的感觉。我做到了吗?我差不多做到了。我摆脱了那不勒斯,摆脱了那个破败的城区了吗?我差不多摆脱了。我有新的朋友了吗?男女都有,他们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比加利亚尼老师和她的孩子们还要有文化?差不多吧。经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我获得老师的欣赏了吗?包括那些最严厉的老师?差不多。在这些“差不多”的背后,我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感觉到了恐惧。我的恐惧就像我第一天来到比萨时的感觉,我害怕那些真正有文化的人,那些从容自在的人。

在比萨高等师范,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不仅仅是拉丁语、希腊语或者历史考试成绩好的人。他们都很年轻,几乎都是男生,他们就像著名教授,还有那些上过这所大学的名人一样,出类拔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他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通过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明确的研究方向,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知道如何办一份报纸或者杂志,他们知道如何经营一家出版社,他们知道电视或者电台演播是如何操作的,他们知道怎么拍电影,他们知道大学老师的等级,知道在城市、乡村,在阿尔卑斯山那边,在大海的那边有什么。他们认识那些重要人物,他们知道应该欣赏什么人,应该鄙视什么人,但我却什么都不知道,对我来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或者一本书上,他都宛若神明。假如有一个人带着欣赏或是敌意的语气对我说:那是提兹奥,那是卡伊奥的儿子,那是森布尼奥的儿子,我都沉默不语,或者假装知道他在说什么。我猜那都是些非常重要的姓氏,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对那些名流一无所知。比如说,我准备得非常充分去考试,但假如教授忽然问我:“您知不知道,我是引用了哪些权威著作来讲授这门课程的?”我通常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其他人都知道。因此我在他们中间,总是担心说错话,做错事。

当弗朗科·马里爱上我时,我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情有所减轻。他对我进行再教育,我逐渐习惯了做他的附庸。弗朗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他对别人很关注,但他很不羁,也很大胆,自信,他觉得自己读对了书,有着正确的立场,他总是用一种权威的语气说话。而我,很少在公开场合说话,我只在私下里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总是依仗弗朗科·马里的权威。我后来很厉害,或者说我变得很厉害。在弗朗科·马里的影响下,我甚至可以比他更放肆,有时候更有说服力。尽管我进步很大,但我还是担心自己不够出色,担心自己说错话,担心别人发现了我的无知,担心自己不知道众所周知的事儿。当弗朗科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之后,恐惧又一次占了上风,而且我证实了一件我本来就心知肚明的事情:他的富裕、良好的教养,在学生中他作为左派代表人物的声望,他的社交广泛,甚至他对校内外权威人物进行批判时的勇气,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自带光环,我作为他的女朋友或者说伴侣,这种光环自然而然也折射到了我身上,几乎可以说,单是他爱我这件事,就公开证明了我的能力,但他被学校开除了之后,从那时候起,我的形象也开始褪色,同学们不再围着我转了:那些出身很好的同学周末不再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出行,或者参加聚会,甚至有人又开始嘲笑我的那不勒斯口音。弗朗科过去送给我的那些衣服也过时了,在我的身上变旧。我很快明白,弗朗科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掩盖了我的真实处境,但并没有改变它,我还是无法真正融入到这个环境中。我是那种日日夜夜都在努力学习的人,那种成绩很好的学生,受到同学的欣赏和认可,但我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一种真正的高水平。我一直都会很害怕:害怕说错话,害怕语调太高,害怕衣服穿得不得体,害怕表现得猥琐,害怕自己没有真正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