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简介（第2/4页）

陶渊明刚归耕时，生活还过得去。但时间长了，又连遭火灾、天灾，就不免经常挨饿。他晚年的心情是愤慨的，也是寂寞的。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檀道济做江州刺史，慕他的名望前来拜访。那时陶渊明已饿得又瘦又病，卧倒不起来，檀说：“贤人出处，天下无道就隐居，有道就出来。你生在当今盛世，为什么要如此为难自己呢？”陶渊明答：“我怎么敢比贤人，我的志趣够不上呀！”檀道济送给他粮食和肉，他挥手叫檀拿走，不肯接受。也许由于衰弱多病，心情恶劣，他不再愿意和这位新任江州刺史的贵人打交道了，更不再有什么怕得罪贵人的顾虑了。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陶渊明在寂寞中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去世前，他写了那篇有名的《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他的朋友颜延之等认为他“宽乐令终（寿终）”“好廉克己”，私谥他为“靖节徵士”。颜延之还写了一篇《靖节徵士诔》哀悼他，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

前人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隐逸并不只是一种避世行为，与他同时和前代的隐士都大不相同，而具有深刻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决计归隐的时候，东晋其实并无真正的隐士，士大夫普遍放达虚诞、骛求名利，桓玄篡位时，找人冒充隐士，“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资治通鉴》卷一一三）。当时号为“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也被刺史请出讲《礼》校经，受到陶渊明的嘲笑。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陶渊明始终坚持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态度，极其难能可贵。

出处仕隐是古代中国士人首先面对的人生抉择，这一抉择直接关系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多数士人会选择出仕，只有极少数选择归隐。就整体而言，仕是士人生命的主旋律，隐是士人生命的变奏；仕是士人生命的基调，隐是士人生命的变调。再则，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士人，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这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陶渊明的一生，就是仕宦情结与田园情结反复交替与激烈碰撞，在“贫富常交战”中最终固守穷节的一生。

陶渊明的归隐，不仅仅是避世独善、洁身自好，更是有意识地寻求人生的真谛，以自己的行动为这个黑暗污浊的世界留下一线光明和正义。从少年时代起，他便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大济苍生、匡时济世的壮志。陶诗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引用《论语》就达37处。同时，他也接受老庄、玄学、佛学等思想的影响，比如他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达77处之多。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名僧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诗中偶尔也可见到有佛教色彩的词语，但他并非佛教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意义和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近似，但其思想底蕴仍有很大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态度对待死亡，与佛教之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算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亲身参加生产劳动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他思考的结论，又往往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初归田园时，他深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快乐，“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的生活在他看来是充满诗意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勤耕作使他与农民融洽相处、亲密无间，并产生共同的思想感情：“时复墟曲中，披草自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同时他也渐渐体会到田家的苦处：“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从田家乐到田家苦，是陶渊明思想的一大飞跃。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悟出了民生以勤为先，以衣食为端，方能返朴归真的根本道理。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既包括了对儒家孔门不亲耕稼的否定，也包括了对老庄无所作为的否定，这是陶渊明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人生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