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第2/4页）

白朗宁夫人承认过去的传统应该尊重，但是另一方面，不赞成为了传说中的黄金时代而忘记现实生活。她在长诗《圭迪公寓窗前所见》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不是为长眠者效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第217行）

她既不同意阿诺德提出的:诗人应该回到古典时代去找灵感；也不象丁尼生（1809—92)那样回避和现实正面相视，借用中世纪阿瑟王朝的传说，在诗篇中以古喻今。她以她的创作实践证明，就在紧张的现代生活中蕴藏着史诗的题材。

这一真知灼见得到英国著名女作家沃尔芙夫人(A.V.Woolf，1882—1941)的充分肯定，她说伊丽莎白•巴莱特为纯粹的天才的灵感所鼓舞，一头冲进会客室，宣布道:就在这儿，就在这我们生活着、工作着的地方，才是诗人的立足点。”对于《奥萝拉•莉》的女主人公，沃尔芙夫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她是她那个时代的真正的女儿。”

的确，白朗宁夫人塑造了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形象。年青的少女奥萝拉敢于单枪匹马，冲出家庭，走向社会，靠手中的笔杆儿自食其力；而且不是独善其身，她关注着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个症结：妇女问题，为争取姐妹们的解放而吶喊着。

两位美国当代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家在她们的文集《顶楼上的疯女人》(1979)中有充分的理由把《奥萝拉•莉》认作属于自己阵营的作品，称道这部诗体小说是“女权主义者自我肯定的一部史诗”，白朗宁夫人是“所有的英国和美国的现代女诗人的祖母；她确实是艾密莉•狄金森的精神上的教母”。

我们都知道，艾密莉•狄金森（1830-86)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她是现代美国诗歌的开拓者，开一代之诗风，由此可以体会到当代美国批评家所给予的“精神上的教母”这一评价的分量了。

在奥萝拉这位新女性的形象中有着白朗宁夫人自己的影子，她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在许多诗歌中为受社会歧视的妇女发出不平的呼声；她的诗思无疑有好些方面可以和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认识相沟通。白朗宁夫人值得为后世的人们所纪念，不仅仅因为她曾写下了不朽的爱情组诗。

三

1961年5月底，白朗宁夫人逝世一百周年，英国伦敦举办了一个纪念性的展览会，主办人有一个目的，希望引起人们的兴趣，以便得到各方面支持，获得更多的有关女诗人和她丈夫的生平资料。就在展出期间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女诗人从二十五岁到二十六岁曾写了一年日记,这日记本被发现了。以后又陆续搜集到她给弟妹们和友好们的信札。这些日记，信件，经过整理、编辑，都陆续出版；此外，更有白朗宁夫妇书信全集也在分卷出版中；这样，到了八十年代，为白朗宁夫人撰写传记，当代学者拥有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是以往学者无法比拟的。英国女学者玛格丽•福斯特在她的《伊丽莎白•巴莱特•白朗宁传》中甚至这样自信地宣称:“我们现在对于女诗人的了解甚至胜过她本人对自己的了解。”

可以在文学名著的出版史话上提一下的是，这情诗集出现过伪印本。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叫做魏斯(W.J.Wise)其人，自称发现了十四行组诗的最早的1847年单行本，还编造了一段故事：白朗宁夫妇在比萨定居后，1847年初，有一天早晨，白朗宁正独自站在窗口眺望，他的妻子悄悄走近来，从他身后把一卷稿子塞进了他的口袋，请他看一下，是否喜欢，她随即逃上楼去。这就是爱情组诗的原稿。她丈夫读了，不敢独占这文学上的无价之宝，可是女诗人很不愿把个人的情诗公开发表；结果就在那年委托她的女友在伦敦自印少数本子，未标书名，内封上只简单地写着“十四行诗集，E.B.B.作，1847”。

实际上这是伪造本，当时却骗过了许多人，信以为真。直到1934年，两位年青的英国学者卡德和波拉德，用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方法证明了所谓1847年的“试印本”所用的那种纸张是1874年以后制造的，所用的印刷字体是1880年以后才出现的，这才真相大白。

但是谎言的阴魂似乎一直不散，直到1990年9月，美国出版了一本装帧印刷都很讲究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及其他情诗》，编者介绍十四行诗集时还是这么说:“白朗宁夫妇从巴黎来到比萨，就在比萨，她把十四行诗集给丈夫看了。”

我们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奉行闭关政策，海外文化信息比较闭塞，八十年代初，情况已有所改善，但我为自己的十四行诗集译本写女诗人小传时，手头除了两卷本情书集外，只能以道屯所写的《白朗宁传》(1915年版）为主要依据，其他参考材料也嫌陈旧了，不免以讹传讹，我依据纽约克罗威尔书店1945年版《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所附的一段谈版本由来的笺注，不自觉地重复了这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