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不平等的代价（第4/4页）

女性的地位

从许多方面来看，如果按照脸谱化的形象进行分类的话，更不平等的社会看上去更具“男性气质”。对这一点进行检验后，我们发现女性的地位与信任程度及社会关系的好坏一样，也受到不平等的影响。

美国女性政策研究所制定了衡量女性地位的指标。借助于这些指标，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女性地位与各州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关联。这三大指标分别是：女性的政治参与、就业与收入，以及社会与经济自主性。我们将各个州的三大指标综合起来，考察其与各州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结果发现在较不平等的州，女性地位要糟糕得多，尽管二者之间的关联并非特别强有力（见图表4.4）。图表上的点分布得相当分散，这表明不平等之外的因素对于女性地位同样有影响。尽管如此，这种趋势依然不能被归结为偶然：在较不平等的各州，担任政治职务的女性人数较少，女性收入较低，完成大学学业的女性人数也较少。

跨国比较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图表4.5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将议会中女性所占比例、男女收入差距、完成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等指标综合起来，我们发现较平等社会中女性地位更高。

图表4.4：美国各州的女性地位与不平等状况。

考虑到日本是一个相当平等的国家，其女性地位要比我们预期的更低；意大利同样如此，瑞典女性的地位则比预期更高。正如图表4.3中点的散布情况一样，这同样表明其他因素也会对女性地位产生影响。在日本和意大利，传统上女性的地位要低于男性，瑞典女性则拥有争取权利的悠久传统。不过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收入不平等与女性地位之间的关联不能归结为偶然，有迹象表明较平等社会中女性地位更高。

流行病学家还发现，女性地位较高的美国各州，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也较低。而且，女性的总体地位会对富裕和贫穷的女性均产生影响。

图表4.5：富裕国家的女性地位与不平等状况。

跨越国界的信任

图表4.6：富裕国家的对外援助金额与不平等状况。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如信任他人者更热心于慈善事业一样，较平等的国家对待贫穷国家也更加慷慨。联合国制定的对外发展援助目标为国民总收入的0.7%。只有挪威、瑞典、丹麦和荷兰达成了这一目标，它们比联合国所期望的更为慷慨。此外，图表4.6（其数据来自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明，就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而言，较不平等的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也要少得多。在这张图表上，日本和英国是两个离群点。日本的对外援助少于预期，或许是因为二战之后它便退出了国际舞台。英国的对外援助多于预期，则是因为它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殖民历史联系。

我们知道了什么

我们在本章中表明社会信任程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关联。不过，存在关联当然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

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平等是提高信任程度的前提条件（尽管二者之间几乎肯定存在相互反馈的关系）。理由之一在于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强有力的，图表4.1和4.2的陡峭程度表明了这一点。瑞典人比葡萄牙人更愿意信任他人。任何其他解释都需要达到如此有力的程度，才是有效的。但在我们的统计模型中，无论是贫穷程度，还是平均生活水平，都无法对这样的结果作出解释。我们还发现，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二者之间均存在关联。此前我们曾提到厄斯莱纳和罗思坦是如何通过统计模型来确立不平等与信任程度之间的因果次序的：是不平等影响了信任程度，而不是反过来。不平等与女性地位以及对外援助金额这二者的关系令我们更加坚信，是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不同人群间距离感的增加，使得我们更倾向于将他人视作“他们”，而非“我们”。

总之，我们可以将信任程度视为一项重要的标志，它表明物质上更加平等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有利于所有人、更具有凝聚力和合作性的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