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不平等的代价（第3/4页）

厄斯莱纳与同事博·罗思坦（Bo Rothstein）一道对不平等与信任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统计检验，该研究表明，是不平等影响了信任，“信任对于不平等并无直接影响；相反，不平等才是起因”。（第45页）]厄斯莱纳表示，“在不平等的环境里，信任程度不可能很高”；此外，收入不平等是影响信任的“首要因素”，胜于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等因素。有助于建立信任的并非平均经济水平，而是经济平等程度。厄斯莱纳的图表显示，在不平等急速加剧的时期，美国的信任程度也下降了（见图表4.3）。该图表上的数字表明了1960至1998年间，每一年的信任程度与不平等状况之间的关系。

图表4.3：随着不平等加剧，信任程度也减弱了。

多年来，不平等状况和信任程度的变化总是同步发生。当不平等加剧时，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互助也减弱了，人们只能竭尽全力地顾及自己。于是，信任程度也不可避免地减弱了。不信任和不平等也会互相强化。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我们不太可能对不是同等地位的人怀有同情之心；物质差异会导致社会分裂。

信任是重要的

帕特南和厄斯莱纳都指出，信任会促成合作。厄斯莱纳的研究表明，信任他人的美国人也更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帮助他人。“信任者”也往往持有共同的文化信念，认为美国是由共享的价值观凝聚在一起的，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包容。他们也更加支持法律秩序。

信任不仅会影响个人的福祉，还会影响公民社会的福祉。信任程度高意味着人们感到安全，烦恼较少，将他人视为合作者而非竞争者。在美国进行的许多有说服力的研究确认了信任与健康的关系：信任程度更高的人寿命也更长。事实上，信任他人者往往生活在信任程度普遍较高的社群里，并从中获益；较不信任他人者则常常生活在类似的环境中，并因此变得更加糟糕。

对于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身陷混乱局势的有些人而言，是否信任他人意味着生死之别。在芝加哥于1995年经历热浪时，信任他人对于求生同样至关重要。社会学家埃里克·克利嫩伯格（Eric Klinenberg）在关于这场热浪的书中指出，贫穷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信任程度低、犯罪率高的地区，他们过于害怕，不敢打开窗户和家门，也不敢离家前往政府设立的避暑中心；人们也不关照邻里，以至于数百名老人和弱势人群死亡。然而，同样贫穷的拉美裔社区信任程度更高，社群生活更活跃，死亡风险也要低得多。

袭击者与特立独行之人

也许，另一项能够表明社会关系受到侵蚀、信任程度下降的迹象在于1980和1990年代运动型多功能车（SUV）的大受欢迎。在英国，这种车辆被贬义地称为“切尔西拖拉机”——切尔西是伦敦的富人区；这个绰号讽刺了在拥堵的城区驾驶大块头越野车的愚蠢行为。SUV车的名字往往会让人联想起猎人和户外活动者的形象：欧蓝德（Outlander，意为外乡人）、探路者（Pathfinder）、切诺基（Cherokee，为北美原住民部落名）、牧马人（Wrangler），等等。还有一些名字甚至会令人联想起士兵和战士等更加强悍的形象：游骑兵（Trooper）、卫士（Defender）、将军（Shogun）、袭击者（Raider）、指挥官（Commander），等等。这些车辆的地盘并非真正的丛林，而是“都市丛林”。

SUV大受欢迎不仅仅表明人们希望自己看上去很强硬，这种现象还体现了人们之间不信任的加剧，因而需要远离他人，找到安全感。乔什·劳尔（Josh Lauer）在他的论文“被驱赶到极致”（Driven to Extremes）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何军人般的粗犷压倒了速度和造型，成为了人们优先考虑的因素？SUV的流行又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何种趋势？他的结论是，这种现象反映出了美国人对待犯罪和暴力的态度：赞赏粗犷的个人主义，以及要求躲开他人——也就是不信任。这种大型车辆不具备合作性的公共精神，也不愿接纳搭便车者——恰好在不平等于1970年代开始加剧时，搭便车的数量也开始减少了。正如一位人类学家观察到的，人们试图通过“驾驶如同装甲车一般的SUV、尽可能地令潜在的袭击者感到畏惧”，从而摆脱这个残酷、互不信任的社会造成的威胁。民意调查人员迈克尔·亚当斯（Michael Adams）在文章中谈到了美国与加拿大的价值观差异。他指出，在加拿大小型车的销量好于SUV，是后者的两倍；在美国这一比例正好相反（显然，加拿大要比美国更为平等）。在SUV大受欢迎的同时，其他迹象也表明美国人愈发对他人感到不安和害怕：封闭式社区数量增多；家庭安保系统销量增加。近些年来，由于燃油成本的急剧升高，SUV的销量也开始下滑，但人们仍旧钟爱粗犷的形象：外观强悍的小型跨界休旅车销量仍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