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3/14页）
贸易机制
经过两轮重要的关税减让谈判（即1967年结束的肯尼迪回合以及1979年结束的东京回合），至1983年，世界各国的关税水平要低于60年代中期。但是，贸易事务已不再是简单的关税问题了。正如弗农指出的（Vernon, 1982, p.503）：
随着关税被削减至可接受的程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各种公开或隐蔽形式的公共补贴。诸如此类的问题在70年代变得日益突出。其方式多种多样：例如政府选定其境内某些公司（通常是外国公司）强令其限制进口，增加出口；政府采购行为；以及进口国实施的单边进口配额。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贸易机制的效力开始下降。各国政府打着工业政策的旗号对贸易加以控制，范围遍及多种工业制品（Bressand, 1983）。受政府控制的贸易额比重在70年代急剧上升。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新兴工业国精明的制造商（Odell, 1980; Yoffie, 1983）或多国公司（Vernon, 1982, p.482）总能找出办法躲过这种控制。在美国，自由主义力量依然强大，政府一直在谋求抵制保护主义的压力，有时也相当成功（Goldstein, 1983）。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评论家仍都赞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的观点，1982年12月，他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一次部长级会议上声称：“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压力在加剧”，而“这些压力将使世界经济面临分裂的危险”（IMF Survey, Nov.29, 1982, p.369）。
这种压力的程度之大在这次部长会议上已表现得非常明显，会场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使大会被迫延长两天，才使一项声明得以艰难通过。该声明承认：“多边贸易体系受到了严重威胁”，“保护主义对政府的压力成倍增加，违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原则的事件有增无减，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某些功能缺陷却被过分强调”（GATT Focus, Dec., 1982, p.2）。尽管人们都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各国部长却只是通过了一项支持该机制的普遍声明，并授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协商，仅此而已。
80年代早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各成员在相当大程度上，至少在名义上，还是遵循非歧视性、贸易自由化及互惠等原则的。尽管为了照顾不发达国家，对这些原则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并于1970年实行了普惠制，然而与这些安排大异其趣的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诸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性原则，承受了强大的压力。东京回合制定了一些行为规范，准许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实行歧视性待遇。所谓的自动出口限制广为蔓延，事实上使受到限制的出口国遭受了歧视性待遇，例如，1981年美国强迫日本限制对美汽车出口，却对欧洲生产商网开一面。1983年日本对欧洲40%以上的出口受到限制，而这些措施既违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正式规则条款，也有悖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精神（The Economist, Nov.26, 1983, p.52）。不过，在某些观察家看来，与欧洲共同体相比，美国更倾向于使其采取的保护性措施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正式条款保持一致（Vernon, 1982, p.496）。
70年代初，有些人士，主要是自由主义者，曾警告说贸易机制有可能会发生崩溃——其目的则是为了防止这一结果的发生。现在，尽管贸易机制面临如此压力，这一预言也正日益变得可信，但所幸这一可怕的警示并未成为现实。在1983年，两位敏锐的观察家仍可以强调该机制在42年来的演变过程（Finlayson and Zacher, 1983），而另一位贸易专业毕业的学生总结道：贸易机制的演变“绝大部分是与其长久以来的标准相一致的”，但“在机制规则、共有的预期、大国对规则的遵从、对外贸商品按部门区别对待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则更为明显（Lipson, 1983, p.268）。因此，贸易模式是一个混合体：它由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与基本的自由主义二者共同构成。尽管像30年代那样，一些主要的政治利益团体已开始质疑自由主义本身，但这一局面仍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过的囚徒困境那样，即人人都认识到了共同利益之所在，却难以通过共同行动以使其实现。如果对自由主义的质疑导致对合作的反对，囚徒困境必将向一种更难合作的局势转变（Oye, 1983b）。
在评价贸易合作时，很容易将其与贸易自由或非歧视待遇相混淆。这就好比要把两个完全不同的现象加以合并一样。自由主义者将二者视为一体——确实这二者经常是共存的——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自由主义者真正追求的是和谐，并且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这是正确无误的。但贸易政治从来不是以和谐为特征的，而是永远存在着利益的冲突以及现实和潜在的纷争。战后各国政府始终在为自身的特殊利益而讨价还价，直至50年代末，由于美国不再强求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原则适用于其主要贸易伙伴，如欧洲支付同盟所显示的那样（详见第八章），这种讨价还价才归于沉寂。意见分歧成为60年代关税谈判的特点，但最终却达成了引人注目的合作，那时各国确实实现了关税水平的调整。至70年代，冲突再次加剧，但东京谈判却使关税水平降至历史最低点，几乎使关税不再具有真正的经济意义。因此，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为第四章中提出的论点提供了论据，即合作并非源自利益的和谐，而是源于现实和潜在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