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合作与国际机制（第4/7页）
这种论述与格尔兹在探讨文化人类学家应该怎样使用文化的概念去阐释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的方法是相似的。格尔兹把文化看作是“人们为他们自己创造的意义的网络”（webs of significance）。表面上，这些“意义的网络”是神秘的，研究者必须去阐释它们，然后它们才有意义。对格尔兹来说，文化“是一种人、事、物存在于其中的环境，这种环境中的东西（如社会事件）能够被清晰地描述出来”（Geertz, 1973, p.14）。要真实地描述发生在巴厘人之间的斗鸡一事，除非人们了解这个事件对巴厘人的文化的含义，否则这种描述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还没有一种世界的文化，但是即使在世界政治中，人类也在编织着“意义的网络”，他们发展出隐示的行为标准，有些强调主权原则，将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而其他的行为标准则可能依靠十分不同的原则。任何合作或表面的合作行动，在其含义得到准确的理解之前，都需要在这些相关行动、盛行的期望以及共享的信念的环境中得到解释。
国际机制的概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描述合作的模式，还能帮助我们解释合作和纷争问题。虽然国际机制自身依赖那些有助于达成国家之间的协议的条件，但是它们也能促进进一步的努力去协调国家间的政策。下面两章关于国际机制功能的论述，说明它们是怎样对各个利己政府的合作倾向产生影响的。要理解国际合作，有必要理解制度和规则是怎样不仅仅反映着世界政治、同时也影响着世界政治的事实。
机制的界定和辨别
当鲁杰在1975年将国际机制这个概念引入国际政治文献中时，他把机制定义为“由一群国家接受的一系列相互的预期、规则与规章、计划、组织的能量以及资金的承诺”（Ruggie, 1975, p.570）。最近，在一次以国际机制为主题的会议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概念，把国际机制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决策程序是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Krasner, 1983, p.2）。
这个概念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因为它从一般的作为社会制度的机制概念出发，并对这个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不过，“规范”这个概念是模棱两可的。简单地从“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规范”这个概念，是重要的。另一种用法，是通过确定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参与者以道德上的约束而不是从狭隘的自我利益出发，来遵守规范而不是规则和原则，从而将规范同规则和原则区别开来。但是，把规范作为并限定为一个国际机制特征的一部分，将会使基于严格的以自我利益为基础来定义的机制概念在措辞上成为一个矛盾。既然本书把机制主要视为以自我利益为基础，我将坚持把规范的概念简单地作为行为的标准，不管这些规范是否以自我利益为基础而被各方所接受。只是在第七章，当有些机制可能包含以超越自我利益范围的价值为基础，并被各国政府在道德基础上视为义务的规范和原则时，我们才会再次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机制的原则确定了其成员期望追求的目标。例如，战后贸易和货币机制的原则强调国际经济交往中开放的非歧视模式的价值；核不扩散机制的基本原则强调核武器的扩散是危险的。规范包含某些比较清楚的关于其成员合法和非法行为的禁制性的内容，并在相对普遍的意义上界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例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规范并不要求其成员立刻实行自由贸易，但是对其成员却包含禁制性的内容，要求它们实行非歧视和互惠，朝更加自由化的贸易方向发展。核不扩散机制基本包括这样的规范，即这个机制中的成员国不应该以促进核扩散的方式来行动。
一个机制中的规则含义，很难同它的规范含义区别开来。两者在概念的边缘地区上是融为一体的。但是规则更具有专门性，它们更加详细地包含其成员特定的权利和义务。规则可能比机制中的原则或者规范更容易受到改变，因为为了获得一些既定的目标，可能需要更多的一系列规则。最后，在同样特性的层次上，规则指的是程序而不是实质性的东西，机制的决策程序提供了执行其原则和改变其规则的方式。
我们举国际货币关系领域中的例子，这些例子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可能是有帮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支付平衡机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贸易和支付的自由化。这个机制的一个关键规范包含着这样的禁制性内容，即国家不能为了自己本国的好处而用单边的手段来操纵它们的汇率。在1958年到1971年间，这项规范通过“钉住汇率”以及汇率发生变化时的协商程序得以实现，并通过借助借贷和内部调整等手段，帮助各国政府避免汇率的变化而得到补充。1973年以后，各国政府赞成同样的规范，虽然在一个浮动汇率体系下，这项规范以更加非正式的方式在执行，可能也并不那么有效。鲁杰认为抽象的自由化原则在战后阶段一直得到很好的维持：“深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反映了国际支付平衡机制连贯性的一个本质内容（Ruggie, 1983b）；即使处理调整问题的1958—1971年货币体系的特定规则已经被抛弃，非操纵性的规范也一直得到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