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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抵达2000英亩的林林农场,你从俾斯麦走I-94号西向公路,横跨99英里广阔肥沃的乡间,穿过小城迪金森。从迪金森出来,你走22号州道南下,然后拐上一条碎石路。碎石路通往一个T字路口,你转左上另一条碎石路,再开几英里后右转,这条更小的路——其实是我们家的车道——在稍微倾斜的麦田间延伸近半英里,横渡一条小溪(西西和我总是叫它“蛇河”,但它有另外一个名字),把你带到一栋白色隔板的农舍前,后有外屋,周围是老杨木。

其实,这片房产和北达科他州中西部的几百片其他房产没有什么区别。那里的农场平均都有2000英亩。我父母种的东西和其他人也一样:大豆、小麦和向日葵,一点玉米、大麦,或者油菜。后门外面是5平方米的菜地。有两座谷仓、三个镀锌钢的高脚储粮箱。要想领略这处地方,你得下车,在田里散步,比如说在刚收完小麦的时节,麦秆被滚成一人高的草包。你或许会在其中一捆草包下面碰上一条草原响尾蛇(西西和我在一个8月的早晨就碰上过),或许还会看到一两只蹦蹦跳跳的棉尾兔,你可能会吓到山艾丛里和河边草原野玫瑰里的一窝野鸡、鹧鸪或披肩鸡。但最有可能的是,如果静静地站上一会儿,你会有一种天地之间的辽阔感,一种充溢大部分世界的浑厚的、无忧无虑的宏大空无感。

行车时没有什么话。仁波切和我坐在前面。从新泽西开始就是这么坐的。西西莉亚坐在后排座位的中间,似乎对领略乡村景致很满意,五指展开捂在肚子上,可能是某种新的冥想姿势。随着我们靠近父母出车祸的十字路口(没法避开它,除非多兜15英里的路),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我也紧张。她往前探身,一只手放在我座椅的顶角,然后搭在我的肩上。经过出事地点时,我放慢车速,但没有停下。“这是我父母丧生的地方。”我告诉仁波切,我能看到他的珠子和嘴唇在动,我希望——当然希望——他描述的那种帮助系统能够延伸到坟墓的那一头,仍能在某个其他维度中,触及罗纳德·林林和玛蒂尔达·林林的所谓“无形部分”,希望他和我们的祈祷能在那里给他们些微安慰。西西莉亚靠回座位里,默默地哭泣了几分钟,然后她停下,再次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很快,我们转上了自家的路,在我父母以前的田地中扬起一缕华丽的烟尘。

那一整个早晨,我都在努力不去想把这片地产拱手让给仁波切这件事。一方面,他要在这里冒这么大的险明显很荒谬,而我妹妹把生活赋予她的唯一保障拱手相让也很荒谬。另一方面,这片土地确实具有一定的灵性,不会有错;或者至少天主教徒认为如此:我们后面没多远处就有一个本笃会的修道院,在理查顿。对我来说,问题归结于此:我的父母会想让我们怎么做?耕作他们的千亩农田,我估计。但那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退而求其次的可能是,把它卖给别的愿意耕作的人,并且确保卖地的收益由林林家的儿孙获得。

“快到了。”西西在后座上说,最后的几百码我是在多数开心的记忆中驶过的。春天里新翻土地的气味,圣诞节坐雪橇,吉妮和我第一次带娜塔莎(之后是安东尼)回来。

我开进没有铺砌的环形车道,关掉发动机,下了车。我妹妹又哭了。我搂了她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上三级木制台阶,穿过前廊,把钥匙塞进门内打开,迎面而来的是炎热、发霉的玄关,客厅和一段楼梯,往上通向我小时候睡觉的地方。记忆如潮涌,吞没了我:所有那些年月,所有的进餐、谈话、争吵和梦。仁波切拉起我妹妹的手——我头一次看到他触碰她——她开始领着他穿过楼下的小房间,告诉他以前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我们请人来过,把所有东西装箱,卷起地毯,打包相片和锅碗瓢盆,所以房子给我的感觉是怪异的空旷和沉滞。即便如此,我还是能听到父母亲的声音。母亲周六夜晚弹琴歌唱。父亲站在厨房洗碗池旁,在谈论天气,要么在感谢妻子做的饭,要么在因为他的孩子忘记去谷仓做某件杂务而表达愠怒。很多年来,似乎这里不会有任何改变:更大的局面、宏观的问题都被潜没在职责、情绪和生存俗务的海洋里。

继而,一汪悲伤的思绪击中了我。我踏进后院,漫步经过无人种植的花园,发现自己走在一条通往蛇河的小路上,那里有我所谓的“秘密藏身处”——杨木林里堤岸上的一块平板大石。

那块石头曾是我探索痛苦及生命意义的一处地方。十几岁的时候,我有时在这里恨我的父母,恨我妹妹,也恨我自己。开心的日子里,我在漫长夏夜把心爱的书带来这里读,把我第一个女朋友的拍立得照片拿来偷偷地看,还有一天放学后,在这里看我在邮筒里发现的那封来自北达科他大学的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