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青案（第2/3页）

夏提刑和西门庆拿到曾孝序奏章的抄本之后，立刻派出夏寿、来保等家人，雇了快马，连夜去东京，找人打点疏通去了。夏寿和来保到了东京，通过行贿，得到蔡京管家翟谦的保证——将曾孝序的上奏，“压下不发”。他们办完了此事，在返回清河的途中，遇见了曾孝序派往东京送参本的马队，“路上一簇响铃驿马，背着黄包袱，插着两根雉尾、两面牙旗”，正往东京的方向绝尘而去。看到这个阵仗，一身轻松的夏寿和来保，恐怕心里也要忍不住笑出来吧。

《金瓶梅》中“破例”正面描写的这个清官，居然也是这般的不济事。曾孝序在知道他的参本被压住不发以后，“心中忿怒”，居然赴京见朝，再上表章，足见此人虽然正直，但对当时的官场生态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一味地刚刻行事。最后蔡京实在看他不耐烦，先是打发他去了陕西，后来随便找了个借口将其除名，并逮捕其家人，锻炼成狱。在那样一个社会腐败、政治荒弛的年代，曾孝序根本不是蔡京的对手，甚至也不是西门庆和夏提刑的对手，因苗青一案而致家败名除、窜于岭表之上者，读来令人心中恻然。

我们再来看看黄通判。安童一心要为故主报仇雪冤，离开清河县以后，他来到了东京，投奔开封府黄通判衙内。黄通判名黄美，字端肃，是被害人苗天秀的表兄，也是扬州人。安童来找他伸冤，当在情理之中。黄通判在知悉案件缘由之后，“连夜修书”，让安童到山东察院找曾孝序告状。应当说，曾孝序被卷入苗青案，落得家破身危的结局，完全是拜黄通判所赐。黄通判写给曾孝序的那封书信，《金瓶梅》一字不落地“记录”在案。

这封书信，既有私人信函的温文与情谊，也有公文式的高调与堂皇，因而很值得读者留意。在这封信的开头，黄通判首先追溯了自己与曾孝序非比寻常的同年之谊，如“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报瑶章，开轴启函，捧诵之间，而神游恍惚，俨然长安对面时也”等语，皆为信函往来之俗套，可置不论。接下来，黄通判对曾孝序的人品及官声进行了一番猛烈的夸赞，说什么“忠孝大节，风霜贞操，砥砺其心，耿耿在廊庙，历历在士论”。随后，黄通判进而对曾孝序表达了殷殷期望之意：“年兄平日抱可为之器，当有为之年，值圣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时，当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扬法纪，勿使舞文之吏以挠其法，而奸顽之徒以逞其欺。”言下之意，仿佛国之存亡兴衰，全系于曾孝序一人之身。

黄通判这一封书信，不论是对曾孝序品德的夸赞，还是对老友怀抱利器、必当澄清天下的敦促与怂恿，想必都是曾孝序乐于听闻的吧。对于刚刚当上巡按御史、正欲大展才猷、急性子的曾孝序而言，这封信，可谓字字句句都打中了他的要害。在信件的末尾，当黄通判将自己的表弟被害一案，尽托付于曾孝序之手时，一团私意，变成了堂皇公论；一片私情，变成了道德规箴；一番请托，变成了“正义”之必然。最后，私信也就变成了公文。

也许读者会觉得笔者对于这封书信的解读过于苛刻，对黄通判人品的猜测过于阴暗。事实上，我所读到的评点文字和相关文章，都无一例外地将黄通判视为“君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金瓶梅》的叙事者是如何来评价黄美为人的呢？

如前文所说，苗青案涉及到的官员共有四个类型。西门庆、夏提刑固可不论，作品提到曾孝序和狄斯彬，都明言两人“极是个清廉正气的官”，或者“为人刚方”。但在第四十七回，叙事者第一次提到黄美，仅仅用“博学广识”四字断之，对其人品一字不提。窃以为并非无意遗漏，而是话中藏话。

我们知道，苗天秀在出发去东京前夕，家中忽然来了一个化缘的僧人，因受了天秀五十两白银，便向苗天秀道出天机，说他左眼下有一道死气，不出此年即有大灾，并力诫他切勿出境离家。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苗天秀收到了表弟黄通判的来函，邀请他去东京。

《金瓶梅》中的黄通判，先后写过两封书函，一封给苗天秀，一封给曾孝序，从后来的实际效果来看，这两封信，都堪称是“催死文书”——苗天秀接信后数日，即葬身于“陕湾”的汹涌波涛之中；而曾孝序收到来信不久，即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其诡异不测，令人感到森森可怕。黄通判者，莫非任职于阴曹地府的阎王殿？

再者，黄通判邀请表弟去东京，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自己做了官，让表弟去游玩一番，其二是打算为“土财主”苗天秀谋一官半职。所谓的“谋个前程”，说穿了不过是权钱交易而已。黄通判写给苗天秀信件的内容，《金瓶梅》没有提及，但从苗天秀临行前对妻子所说的一番话中，我们可以大致猜到，黄美在信中一定是给了表弟极其明确的许诺。否则的话，苗天秀不会对妻子说出“吾胸中有物，囊有余资，何愁功名不到手”这样的踌躇满志之语，更不会为了去东京“游玩”，随船带上一千两金银、二千两货物。所以，苗天秀受邀去东京，游玩只是幌子，买官才是目的。当然，明代官员的俸禄极其微薄，黄美主动要帮表弟谋前程，他对表弟的万贯家私，恐非完全没有垂涎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