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政治（第2/2页）

曾孝序作为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清官之一，其下场却也令人唏嘘——先是从巡按御史贬为陕西庆州知州，然后蔡京随便找了个借口，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孝序除名，使他狼奔豕突，窜于岭表。《金瓶梅》中并非没有清官，而是没有清官的存身之地。虽有清官，而无所用其力，其结局除了被杀身死或窜于岭表之外，不外是与流俗同其污浊。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所描述的司法及社会状况与《水浒传》中迥然不同——《水浒传》虽说是官逼民反，但朝廷对梁山好汉的大规模围剿乃至剿抚并用，仍然体现出当局试图“恢复秩序”的强烈愿望。而在《金瓶梅》中，统治者是沉默的。或者说，统治者已被日益强大的利益集团所挟持。朝廷本身的“意志”如何，事实上无关大局。末代的庄烈帝，倒是很想励精图治，挽狂澜于既倒，但他的作为，不过是加快了王朝崩溃的速度而已。不论是正德、嘉靖还是万历，要么好大喜功，四处巡游狩猎，要么迷恋道教、青词，使朝臣专权，以售天下。从朝廷至民间，从皇帝到大臣、士人乃至庶民，随处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纵情享乐的虚无主义气息。

因此，《金瓶梅》中表现的司法腐败，不能仅仅从所谓人治/法治、政治/法律二元对立的立场加以分析或解释。比方说，朱元璋在明初采用“猛烈之治”与“宽仁之诏”相辅而行的方略，政治残酷，用重典以惩一时，虽有以政治取代法律的倾向，而朝廷对社会的控制力并未稍减。以民间刑案的发生率来看，至建文元年，刑部报囚比以往减少了三成；而宣宗、仁宗一改过去的严刑酷法，用法日轻，依律科断，法虽轻，但“贪墨之风亦不甚恣”[40]。由此可见，政治手段之严与松，虽说不能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和公正，但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却同样有效。可以说，《金瓶梅》所反映的是末世的失序状况：政治、社会道德和社会管理，同时陷入了普遍的崩溃与混乱，法律的腐败不过是其突出的表征而已。

导致这种失序状况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论及的政治荒弛、朝臣专权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明代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导致了商业及消费文化的泛滥。世风尚利，人情日伪，整个社会陷于纵情声色的享乐主义氛围之中。在商业利益面前，传统的礼义道德对个人的约束力日渐衰微，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尚未建立，社会的政治、法律及原有的制度设计，出现了空前的危机，社会逐渐陷入无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