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实质

《金瓶梅》中并非无法，相反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处处有法、事事依法裁断的“法治世界”。当然，这个世界是极度荒诞、扭曲的。普通百姓懂法、讲法、依法行事的例子，在小说的情节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蒋竹山受到张胜、鲁华的构陷，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拉对方去见官；开棺材铺的宋仁，因见女儿被逼身亡，拦住尸首不让火化，要到抚按那里去告西门庆强奸；在武大郎被毒死之后，打虎英雄武松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人写状纸去衙门告官；西门庆死后，女婿陈敬济整日上门胡搅蛮缠，弄得吴月娘担惊受怕，她的哥哥吴大舅建议告官，做一劳永逸的了断。

这种知法、懂法，对法律的信仰或幻想，与明代统治者有鉴于元代百姓昧于教化被动犯罪，从而大力推行法律普及、务使人人知晓律意的政治举措有关。《金瓶梅》中每有案件发生，围观者当即就能随口说出法律判决的刑种和刑期，与《大明律》的规定若合符节，不免令人称奇。例如，小说第八十回，西门庆死后，他那位出身于妓院的小妾李娇儿，以“弃旧迎新”为本，要从西门庆家脱身，以图改嫁。离开前，李娇儿不仅索要几十两“遮羞钱”，还要将服侍自己的两个丫头元宵和绣春一起带走，而吴月娘坚决不肯，生死不予，双方僵持各不相让。吴大舅在一旁也束手无策。小说中有“吴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张主”这样一句话，颇耐人寻味。吴大舅当了个穷官，其实无权无势，但若要出面袒护自己的妹妹，反而会授人以柄，徒然给人“以势压人”的口实。最后，吴月娘一句话吓退了李娇儿：“你倒好，买良为娼！”这句话的神奇效果，可能连月娘自己也未想到吧。盖因李娇儿出身娼门，而元宵、绣春则是良家妇女。吴月娘的这句话虽然普通，但它所依据的却是法律条文，背后支撑她的是法律的威严。李娇儿只能羞惭而退。

法律意识的萌动，对法律的信仰或执着，确实也反映了明代法律观念深入民间社会的普遍状况。不过，百姓对法律的信仰是一回事，而一旦到了法庭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前文已提到，《金瓶梅》中涉及的法律判决，没有一次是公正的——这固然反映了明末法律及社会的一般状况，也与作者浓烈的愤世嫉俗和悲观主义意识有关。在地方衙门，正义得不到伸张，冤屈得不到昭雪，百姓唯一可做的，自然就是越级上访，乃至于赴京师告状。

越级上告之事例，在《金瓶梅》中多有描述。如安童告苗青一案，其结果仍然是沉冤莫雪。至于赴京师越诉，《金瓶梅》倒没有涉及。据《明史》记载，百姓因见地方司法不公，越级上访乃至进京告状的例子层出不穷。开始朝廷还虚与委蛇，派人查实复核。大概是案件数目过于庞大，到了后来，干脆就不问虚实，对凡到京师越诉的访民，一律予以逮捕，发往边关充军。事已至此，百姓可以采用的最后一个选择，大概就是将法律彻底抛在一边，依靠法律之外的极端手段，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武松如此——他遇赦后，直接手刃潘金莲和王婆，为兄报仇；来旺如此——从徐州刑满释放后，立刻将西门庆的小妾孙雪娥拐走，作为报复。《金瓶梅》真实地反映了一般百姓从懂法、守法到反受法律戕害，并最终罔顾法律，铤而走险的全过程。

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金瓶梅》所揭示的明代社会而言，法律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在《金瓶梅》中谁最需要法律？而法律事实上又在保护谁？

《金瓶梅》中最成功的“职业法官”当属提刑夏龙溪。此人以正千户提刑官的身份，与当地知县共同掌管地方刑法。官职虽然不高，但他将法庭完全视为谋取私利的场所。仅苗青一案，他从西门庆手中分得的赃款即达五百两之巨。明代官员的俸禄之菲薄，于史有载，多遭后人诟病；而另一方面，当时社会的一般状况，则是商业繁华，生活奢靡，风尚骄浮，道德荒佚。两者之间形成极大反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概括说，当时的社会，事实上已经完全为金钱所控制，所谓“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官员到了地方，莫不以官父之衣冠临天下，以胥吏之心计谋利禄，权钱交易盛极一时。夏龙溪以区区刑名小官，而要谋取暴利，不从法庭上受贿，岂有他途？

夏龙溪在千户提刑官的职位上如鱼得水，食髓知味，而朝廷对他的工作也十分满意。在一份由兵部签署的考察各地卫司官员的照会上，上峰称他：“资望既久，才练老成，昔视典牧而坊隅安静，今理齐刑而绰有政声，宜加奖励，以冀甄升。”可当夏提刑看了自己即将升官的邸报，却“大半日无言，面容失色”。他买通林真人，让其下帖，逼着朱太尉去找蔡京疏通，目的竟然是取消朝廷对他的奖励和升官的任命，仍想以正千户提刑官的职位在原来的岗位上为百姓再“服务”三年。《金瓶梅》善用反讽之笔，此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