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政治

明朝开国之初，鉴于元代法律废弛、贪腐成风的现实，明太祖朱元璋有意凸显法律的作用。至洪武十七年，建三法司“贯城”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所谓三法司，指的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相互制衡的法律机构——刑部受天下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至十八年颁布《大诰》，明代法律（刑法）大致格局初步成形。然而朱元璋建立“贯城”的微义，在于“法天”，所谓“贯索七星如贯珠，环而成象名天牢”[33]。三法司乃是天道的象征，而立法的初衷，仍然不外乎天道、德治、法律三位一体。朱元璋曾这样戒谕臣子：

古人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34]

又说：

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为善治乎？[35]

弹的仍然是礼法并行、仁德为主、刑罚为辅一类的老调。

更何况，统治者让法律行之于世的根本目的，在于“帝祚永固，江山一统”，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一旦有所需要，政治压倒法律、权力消弭仁慈的情形必然屡屡发生。明初的重典酷刑，令人咋舌。苏州的姚润、王谟被征召不至，即被诛杀而籍没其家；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死者竟高达四万。[36]明成祖起于靖难之时，为了止谤息议，族诛绝种，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明代的刑罚，似乎有意将官吏与平民区别对待。对待官吏，惟用重典，频下猛药；而对待老百姓则宽容有加。所谓“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37]。这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对待平民的律法方面，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留意。比如说，制定《大诰》时，朝廷就遵循法律简明、务使人人知晓的原则；再比如，为使百姓皆知律条，明了“趋吉避凶之道”，朝廷大力推进法律普及运动。朝廷甚至规定，凡是家中藏有《大诰》或通晓《大明律》的罪犯，可一定程度减刑或免刑。一时间，统治者似乎产生了“以法治天下”的冲动。而这种民众人人皆知法意的状况，在《金瓶梅》中也有反映。不论是武松、宋仁、蒋竹山、陈敬济乃至吴月娘，一旦遇到冤屈和纠纷，似乎本能地会想到依靠法律的手段去解决。

另外，《大明律》对刑讯拷问的规定十分谨严，要求案件判决必须审慎，“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38]在一般案件中，严禁使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灌鼻、钉指等手段获取口供，哪怕是用未去棱的竹片鞭打脊背、脚踝而致伤，审问者也会被问罪、充军。[39]明仁宗时，刑律方面有了许多特殊的规定，比如在“己丑诏书”定下律制，禁用鞭背、宫刑及连坐等暴酷之法。而明宣宗甚至一闻奏囚，即面色惨然，食不下咽，并亲自撰写《帝训》五十五篇，其一即是关于恤刑。

明代法律对于用刑的规定，不可谓不细密；对于防范严刑逼供，不可谓不重视。然而这些规定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则完全走了样。刑讯拷问的滥用，在《金瓶梅》中尤其令人胆寒。不论是作为正千户提刑官的夏龙溪，还是作为其副手的西门庆，或者如李知县、霍知县等官员，每逢犯人到庭，不问是非，不询情由，不辨曲直（用《金瓶梅》中最常用的话来表述，叫做“不由分说”），必然严刑拷打。拷讯之刑以拶指、夹棍、打板子较为多见。西门庆似乎很喜欢使用榔头（大概是木制的吧），打得犯人“胫骨皆碎，杀猪也似喊叫”。

不单是西门庆，《金瓶梅》中的绝大部分刑官都有刑讯逼供的嗜好。比如说小说的第四十七回，苗青为谋财害命，伙同陈三、翁八将主人苗天秀利刃刺死，一闷棍打入水中。后来，苗天秀的尸体从上游漂入新河口的港汊之中，当地负责承办此案的狄县丞找到尸体之后，因见不远处有座慈惠寺，即将长老等僧众拘来，先把长老一箍、两拶、一夹、一百敲，再赏给众僧二十大板，拷得口供，收入狱中，就万事大吉了。

由此可见，在《金瓶梅》中，使用刑具几乎是所有庭讯的开堂锣鼓，没有任何例外。而屈打成招，则是可以想见的最终结果。拷讯并非是审问案情的辅助手段，而是按照刑官主观意愿定案的最省事的杀手锏。如此一来，其背后的贪污或人情往来、权钱交易就可想而知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中后期的法律状况可谓天昏地暗、满盘皆墨。在小说所涉及的大小案件中，没有一个案件的审判是公正的，无论是法律程序还是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