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已在目前（第4/4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个“我”是拉格维斯特笔下意大利宫廷侏儒的先祖，没有姓名，也没有明确的身世，绝对的疏离分子。由“我”所独白的预言当然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个角色的目的原本是在证明思想与意志的断离。这里的预言非但不为他人所聆听或理解，它甚至正是“我” 自己不敢相信且无能做到的。这样的预言是一则精心包装在小说里面的另一个小说，由角色创作出来并赤裸坦率地讽刺语言的虚妄及荒谬。

我大胆地猜测：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前述这两段文字的时候，脑中一定掠过普希金（Aleksander Sergeyevich, 1799—1837）的影子。因为陀氏笔下的“我”预言他将悲壮地原谅仇人之后立刻“眼中充盈着泪水”且“清清楚楚这完全是来自普希金的‘西尔维奥’以及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普希金的小说The Shot主角西尔维奥原谅了掌掴他的仇人，可是普希金自己却死于一次真枪实弹的决斗之中。然则，地下室里的“我”的预言（我将、我会、我要……）便正是“我不可能……”的证据。

加罗叔叔给我启蒙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最愉悦而令人难忘的一则预言出自美国小说家萨拉扬（William Saroyan, 1908—1881）之手。《我名阿拉姆》（MyName is Aram）中的一篇《美国旅人的老乡箴》（Old Country Adviceto the American Traveller）叙述加罗叔叔对侄儿梅力克提出了警告，因为梅力克正准备从弗瑞斯诺搭火车横越大陆到纽约去。加罗叔叔告诉年轻的旅人，上车之后，会有两个穿制服来查票的，“别理他们，他们是骗子。”还会有一个温雅的青年将要奉送他一支烟，“这烟是有麻药的。”另外，“当你去餐车的路上，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女郎，会故意撞上你。”当然更不能睬她，因为“那女人是个‘落翅仔’”。此外，加罗叔叔还强调：“从餐车返座的路上，你会经过吸烟室，那里有一台纸牌戏正在进行。打牌的三个中年人手指上都套着看来很值钱的戒指。他们会向你点头招呼，其中一个会邀你参加。告诉他们：你不大会讲英语。”

这个短短的故事后来的发展是：乡下青年碰到的查票员不是骗子，没有人向他敬麻药烟，美丽的女郎未曾出现，吸烟室里也没有人玩纸牌。倒是他自己向人敬了烟，主动向一位女郎搭讪，他甚至还发起了一场牌局，并且和途中结识的人们组成了四部合唱。“这次旅行十分愉快。”

这则非常之“欧亨利”的小说里每句话都预言错了的加罗叔叔制造了小说的主要元素，激发了读者的期待；他才是小说真正的“作者”。这当然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是它令我永远难忘——初读它时我只有十六岁，满心期待着梅力克旅程中有些什么惊险的遭遇，当那份期待落空时，我才恍惚理解：这样的小说写的是我们的平凡。加罗叔叔也是平凡的小人物，只是有点儿不甘心而已。他离悲剧、宗教、传奇乃至于洞视语言荒谬性的思想者很远，可是他也有写小说的伟大能力。